中日陶瓷茶器文化比较看两国茶道差异（一）

由中日陶瓷茶器文化比较看两国茶道差异（一）

初晓恒 博士 国家高级茶艺师

这段时间有幸阅读了王子怡博士的专著《中日陶瓷茶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第一版）一书，看过思考很久觉得很是受益，因为从两国陶瓷茶器文化比较中也可以感受两国茶道的端倪，也解开了一些以前颇为费解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茶文化兴于中国，目前却发展缓滞，而如今茶道却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表征，甚至依然成为世人探索和寻访的目标，等等。

通过对该书的思考，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中国茶道大都停留在意境和趣味、风雅层面，缺乏范式和系统性；日本茶道通过流派、思想核心形成固定范式。中国茶艺或茶道自古以来仅仅注重个人审美趣味或意境倾向，虽然在某个时段具有小群体范畴的品味相近，但最终没有成为固有群体特征或追寻的范式；相对而言，日本茶道具有确定流派和群体追求继承特征，从而使日本茶道具有鲜明民族性，并能至今继承保存；

2、中国茶道注重技巧技术性，没有最终上升到系统哲学美学范畴；日本茶道完成了个人自身哲学与美学思想的整合，并能指引个人的精神世界。中国自古品茶，从总体看注重技巧性，如分茶、点茶和斗茶；或偏重茶器品质精良技术性，或注重娱乐游乐性，或注重寄托表征个人情感，并没有上升到直指内心精神世界的深入系统探索层面，或者说没有成为个人终身一致精神信仰和寄托的精神层面；相对于日本茶道而言，日本茶道一开始便与禅和精神探索、精神信仰结合在一起，成为个人精神世界存续的一个重要载体与表达方式；

3、中国陶瓷茶器与茶道精神是游离的，茶器发展也仅仅停留在为茶道表层服务层面；而日本茶道一开始便与茶器溶为一体，互为表征，从而使日本陶瓷茶器及茶道具有无限生命力。中国陶瓷茶器与茶道精神没有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也是我国茶道内涵缺乏明确指向有关，茶器生产更体现在与品茶方式、风雅、趣味、品质等方面结合在一起，从而导致茶器从产生起就与茶道内涵的游离；相对而言，日本陶瓷茶器与其茶道精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日本陶瓷茶器是茶道精神的反映和载体，茶道内涵及拓展也为日本茶器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使日本茶道具有永恒性。

一、中日陶瓷艺术国际地位现状

王子怡在研究中指出，陶瓷艺术石中国重要的工艺门类，也是华夏文化的典范之一。在古代，它不仅满足本国人民的生活之需，还远涉重洋，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并促使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陶瓷艺术得到发展。但随着近代中国的式微和其他国家陶瓷技术的发展，本为陶瓷之国的中国渐失绝对优势之地位，几近“失语”状态。

在日本，同样以陶瓷茶器为依托的茶道文化虽说源于中国，但现代日本陶瓷和茶道艺术国际声誉的日渐隆盛也是不争的事实。

应该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日本的陶瓷和茶道受到中国的直接影响，但并未仅仅停留于模仿的阶段，而是经过消化、吸收，再根据日本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审美风尚，重新创造，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和文化特色，发展成具有本民族特点的陶瓷艺术和茶道文化。当近代中国的国势和陶瓷艺术逐渐衰微时，日本的陶瓷艺术却适时地发展起来，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运营，并在世界范围推广。

同时，日本积极主动地宣传其茶道艺术，使日本陶瓷艺术和茶道文化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引起世人的瞩目，以致一度出现西方民众对东方文化的了解，只知日本而鲜闻中国的反常现象。在日本近代，由柳宗悦先生倡导的“民艺运动”掀起了广泛的继承和发展包括陶瓷在内的传统手工艺文化的活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是与茶道文化相关的陶瓷等手工艺，得到适时的提倡与发展，而这些活动产生的影响也远不止于此。

陶瓷茶器与人们的生活需要、饮茶方式、审美趣味、时代精神等相契合，是陶瓷艺术的重要种类，并因较为完整地承载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由于中日之间悠久而广泛的文化交流，两国的陶瓷茶器在具体表现上曾经出现了相同或相似的样式、品种，但又呈现出不同的民族特色和艺术风格，具有不同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内涵。显然，陶瓷茶器的产生、发展、演变，不仅表现在胎、釉、色、形、纹等外在直观形象中，更不能忽视具体的饮茶方式等客观催化因素和蕴含其中的文化内驱力，而这往往也是文化发展过程中隐而不彰，但却十分重要的活力所在。

王子怡博士在研究中也指出，从总体上看，中国学者研究茶，就仅限于茶；研究器，就仅限于器，相互联系的系统研究似较少。与此相对，日本学者研究陶瓷茶器的书籍相当多，至于日本的茶道文化，日本学者研究论著颇丰。研究资料也表明：中国和日本是陶瓷和茶文化都很发达的国家，从历史上看，中国陶瓷和茶文化发达在前，曾一度对日本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日本对茶文化及手工陶瓷的重视，从古代一直延续至今，而在中国却有较大的改变。

在此意义上，清华大学博导陈进海认为，如果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破坏了某种原生态的文化情境，那么生长于其上的文化形态及其相关的工艺创造，也就无法生存了。

二、中国茶饮和茶器起源发展回顾

在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提到过几百种植物的名称，其中多次出现“荼”字。《诗经》中经常采用比、兴手法，或将植物的物质特质与人的精神风尚、道德情操进行比的，或用来烘托场景、渲染气氛。《诗经》中“荼”的运用，表明当时的人们在食饮茶的过程中海发掘了茶的人文精神价值，这是值得注意的。

魏晋南北朝是茶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热衷服药、纵酒放达、流连山水等都是士子们“风流“的表现，饮茶也为名士们所乐习，成为风流的一个方面。在同时期的文献中，我们也看到，茶作为一种日常饮料并未普及，尤其在北方。但毕竟在动荡的时局中，随着一些南方贵族名士流亡北方，以及北方少数民族接受汉族文化，茶饮也开始在北方流传了。

经过长期的酝酿，到了唐代中期，茶作为一种独立的饮料终于在大江南北和社会各阶层中广泛兴盛起来，而且饮茶习俗也提升为特有的茶文化，人们从侧重于对茶的食用、药用的关注，转为对茶和茶器及整个茶事活动的文化品味的热衷。同时也出现了不同社会阶层对茶文化和茶器的不同需求，展现出中国茶文化的丰富性。

在唐代，煎茶啜饮成为文人士子和禅院僧人的一大雅好。在培植采摘、烘焙捣碾和煎煮啜饮的过程中蕴含着人生的哲理和生活的乐趣。饮茶已由食用、药用、解渴的生存、生理需要升华为一种文化行为，茶也由于被赋予了广泛而深刻的文化内涵而越发耐人寻味。在繁星熠熠的唐诗中，流传下来的茶诗就有几百首，在这些诗歌中所表现出的诗人情怀，决不是唐人恃才傲物的自夸，而的确是唐代饮茶文化品格的升华。茶人们在流连山水之际吟诗作赋，挥洒才情，在品茗赏器之时深吟哲理，感悟人生。

总之，经过宫廷贵族的畅扬、文人儒士的赞美以及佛僧道士的推波助澜，茶作为一种饮料，从南到北，从上到下，受到了社会各地各阶层人们的喜爱，并且从物质化的实用性升华到艺术化的精神性，承载了儒、道、释的文化内涵。此后，代代有发展创新，唐煮宋点，明清冲泡，但不论饮茶方式怎样变化，饮茶活动辐射的领域越来越广，影响也越来越深，形成蔚为大观的中国茶文化。

自从茶被发现和利用以来，不论是煮而食之，还是煎而饮之，都是以流质或液体状态出现的，都需要有一定容量的、不渗透的盛装器具，这便产生了对茶器的需求。而且，随着饮茶方式的变化，茶器也相应地变化。可以说，茶器是随着饮茶活动的出现而产生，并随着饮茶活动的流变而演化的。

随着饮茶之风在全国范围的兴盛和陶瓷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文人逸士、禅僧道士将自己的审美意趣和思想理念融汇到饮茶中，促进了茶器的专用化。

《周易·系辞下》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似乎就这样被明确地划分、隔离了。诚然，器物的制造起始于满足人类的生理、生存需要的物质需求，而一旦蒙昧初开，意识形态的思想表达和精神追求则一直如影随形，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器物的制作就远超乎所谓“形而下“的物质的范围，而直指”形而上“的精神领域。

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道“是幽深玄远的、抽象的、不可言说的，“器”是直观可感的、形象的、触目所及的；“器”的制作受“道”的引导与制约，“道”这要通过“器”来传达与表现，并发挥作用。可以说，“器以载道”、“道由器传”，二者相统一、相一致。因此，《系辞传》明确地提出了“观物取象”的造物原则，也确立了“立象以尽意”、制器以尚象的造物旨归。

中国古代的器，尤其是礼器的造型、名称、规格尺寸与使用方式是融合一体的，具有远超乎使用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正是由于“器”不仅作用于外在的事物，更作用于人类内在的心灵和思想，具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属性。因此，器物不仅是技术发展程度的衡量，更是反映人的生活方式、生存面貌、伦理道德和精神状态的参照系，蕴涵着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自然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由此可见，茶器也不可简单地视为满足渴饮饥餐的生理需要，孤立地看作单纯的日常器具，而是蕴涵了更多更深层的文化内涵。另外，陶瓷茶器的发展还涉及哲学史、美术史、美学史、科技、政治、经济乃至工商业发展史，以及文化交流史等众多领域。在这些陶瓷茶器上，不仅可以品味出茶之精华的凝聚，还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积淀、哲学思想的内蕴、时代精神的映照、审美情趣的变化和文化交流的发展，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部陶瓷茶器艺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浓缩而生动的文化史。

在唐代，陆羽很重视饮茶过程中茶器的配备与使用，并开列出了24种茶器，陆羽精心设计的这套茶器，也奠定了我国古代茶器的基础。此后，唐煮宋点，明清冲泡，随着茶和饮茶方式的变化，茶器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增删变化，但陶瓷茶器不仅始终没有被省略和废止，反而愈加突出和重要。而且，随着历代饮茶生活方式的改变和陶瓷技术的发展，陶瓷艺人的茶器创作始终与饮茶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需求紧密相连，共同发展，不断地推陈出新，创造出新的陶瓷茶器，既发展了生活化的艺术，也成就了艺术化的生活，陶瓷茶器成为陶瓷艺术发展的主流之一。

三、专用陶瓷茶器的产生极其文化内涵

（一）煮茶法与唐代的陶瓷茶器文化

1、中国唐代陶瓷茶器文化发展

国力强盛的唐代释我国陶瓷工艺蓬勃发展的时期，形成如玉似冰的青瓷、类银似雪的白瓷，沉静幽玄的黑瓷、鲜亮质朴的黄釉瓷、潇洒斑斓的花釉瓷、富丽热烈的唐三彩，以及自成纹理的绞胎瓷等相互争艳的兴盛景象。但总的来说，越窑的青瓷和邢窑的白瓷分别代表了南、北方制瓷业的最高成就，二者交相辉映，学者们通常以“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发展状况。

唐代茶饮的兴起、独立和陶瓷技术的发展，使得陶瓷茶器从其他炊器、饮食器具中独立出来，成为具有独立使用价值和独特文化韵味的“雅器”，从而出现了一批生产专用陶瓷茶器的明窑和产地。但陶瓷技术的发展状况并不是决定陶瓷茶器的唯一因素，唐代饮茶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以及人文理念对唐代陶瓷茶器的釉色、造型和装饰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一点在茶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1）越州上与邢不如越

陆羽抑邢扬越，并不是从二者制瓷技术和物理性能的角度出发，而是由于“邢州瓷白而茶色红”，出于茶色的适用性、审美性和人文精神的提升等角度的综合考虑。

越州上，究其因，“越瓷类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这有着中国古代君子与玉比德的美学思想的渊源，也与陆羽“精行俭德”的精神要求是一致的；“越瓷类冰”——越窑茶碗冰清玉洁的质感其实是饮茶之君子内在人格的外在表现；“越瓷青而茶色绿”，“青则益茶”——釉色也益茶色，而且茶色使青瓷茶器愈发深沉含蓄，茶与器相得益彰；“口唇不卷，底卷而浅”——与邢窑白瓷茶碗口唇反卷相比，越瓷茶碗的造型与饮茶适用。因此，从物质生活的使用考虑，更是从精神境界的升华出发，陆羽作出了“越州上”的评价，这也是中国古代陶瓷茶器文化的基调和主流。

（2）大碗茶与“行茶”

由前所示越窑青瓷茶碗可见，虽然形式多样，但总体上皆为敞口浅腹的造型，这种造型利于茶人饮茶时茶碗与口唇的接触。但与后来及现代的茶碗甚至饭碗相比，唐代越窑青瓷茶碗的尺寸要大许多，这种大尺寸的茶碗在越窑遗址中也大量发现。这种大茶碗体积大，容量多，一个茶人是很难在短时间内饮完的。但如果耽搁时间太久，则茶易冷，“如冷则精英随气而竭”，与陆羽所提倡的“乘热连饮”相悖，这就要具体考虑到当时茶会具体的饮茶方式。

陆羽在《茶经·六之饮》中谈到唐代茶会的饮茶方式为“行茶”：所谓行茶就是茶会中传递茶碗、轮流而饮的饮茶方式，而且这种行茶的方式已经成为一种饮茶的习俗和礼仪。当时茶人边传递茶碗行茶，边赋诗联句，既各表情怀，又加深了友谊，以至升华成为“君子之交”和文人修养的象征，这种行茶的礼仪也被唐代宫廷贵族所采用。

唐代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金银器、多曲花口型茶碗、茶托、贮茶器、贮盐器等应运而生，不断推陈出新，这些造型丰富自然的茶托等器物，既于饮茶方便适用，又增添了饮茶的情趣，提高了饮茶的文化品味。

2、唐代日本茶道礼仪、茶道具发展

日本的吃茶方式及礼仪是由中国的寺院茶发展而来，因此在仪轨法度、茶道器具等方面多处明显与汉传佛教寺院茶有密切关系。香炉、花瓶、烛台这三种供佛的法器被称为“三具足”，作为庄严佛前之用。中国的寺院茶由禅僧传入日本后，首先通过寺院在贵族间盛行，通过这种极具唐宋风雅的吃茶活动以示对唐风文化的追慕与崇仰，也更加显示了他们高贵的地位和权威。虽非原汁原味，但在极大的程度上保留了中国寺院的法器、供具和中国寺院茶的礼仪规范。

日本饮茶之风的兴起和陶瓷茶器的初创是在与中国唐朝文化广泛交流的基础上于平安时代首开滥觞的。就像中国饮茶之风的变化在日本所引起的连锁反应一样，在陶瓷艺术方面，无论是模仿唐三彩的奈良三彩，还是模仿越州窑青瓷的平安绿釉器，输自中国的陶瓷茶器和日本国产的陶瓷茶器始终是兴衰与共的。日本在文化建设上对外来优秀文化的吸纳，首先是“拿来”与“仿造”，并因此缩短了自身发展的时间，这无疑是有效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