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日陶瓷茶器文化比较看两国茶道差异（三）

由中日陶瓷茶器文化比较看两国茶道差异（三）

初晓恒 博士 国家高级茶艺师

 

（三）撮泡法与明清时期陶瓷茶器文化的兴衰与演变

 明清时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瓷都景德镇自明朝宫廷在当地设立御器厂以来，担当了为宫廷提供最优质的瓷器的重任，无疑成为制瓷业领袖群伦的时代典范，产品技术含量高，制作难度大，不仅积极仿制、发展前代名瓷，还运用新技术、新材料，创造出了大量前代所没有的陶瓷品种，把制瓷业日益推向高潮，并带动和促进了民窑的发展，使中国瓷器蜚声海内外。可以说，与哲学、美学思想的发展，和文学、绘画创造及其他艺术门类的发展历程一样，明清两朝也是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集大成时期。

明清两朝在釉下彩盒颜色釉方面获得了很大成功。青花、釉里红、斗彩、五彩、粉彩、珐琅彩及色彩变化丰富的红、黄、蓝、绿、紫、酱等诸多色釉品种，造型丰富多彩，装饰方法也层出不穷。陶都宜兴紫砂茶器的异军突起也是明清陶瓷茶器发展的重要标志。丰富的陶瓷品种为明清两代擦后期呈现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局面创造了条件。

1、撮泡法——明清时期茶类与饮茶方式的变化

明朝叶茶的流行，还推动了黑茶、花茶、青茶和红茶的全面发展，明代初期，虽然废除了饼茶，许多人受宋元茶法的影响，还是将茶叶碾成粉末冲点。至明代中期，冲点末茶受到了茶人的扬弃，用叶茶直接冲泡的“撮泡法”（或称瀹茶法、冲泡法）在社会上广泛流行起来。

清代，茶类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黑茶和黄茶六大茶类，但这些茶主要都是散茶，所以仍然沿用明代的冲泡法。

（1）明早期的特大茶碗与“均茶”

唐代大量生产口径二十多厘米的大茶碗，是由于当时茶会盛行“行茶”，轮流传递共用的大茶碗饮茶。明代前期，尤其是洪武、永乐、德宣时期，一些口径二十多乃至三十多厘米以上的大型青花茶碗也很多。这些大型青花碗中，有的与明早期流行一种“均茶”仪式相关。

所谓“均茶”，是指茶会中先以巨瓯冲点茶末，再分于小茶瓯中饮啜的一种饮茶方式和礼仪，这种均茶仪式出现于宋代。均茶是在大茶碗中点茶，在勺分到小茶盏中饮用的“均茶”。均茶使用的勺子要恰好为盛一盏茶的量，这样可一勺一盏，一次成功，如勺子太大，多余的茶汤要倒回大茶盏，若勺子太小，这一次不满盏，需反复斟舀，茶汤易冷却。

朱权在《茶谱》中详细记述过均茶仪式的全过程，也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均而不争，不争而和。可见，与行茶一样，均茶礼仪追求的也是人与人之间尊敬有序、修睦和谐的气氛，进而达到“寄形物外，与世相忘”的天地相合境界。

（2）明清时期的饮茶器

由于明代早期的饮茶方式仍为末茶冲点法、叶茶煮饮法混合，因此明代早期的茶碗具有从宋元而来的过渡色彩，但随着冲泡法的流行，茶碗也很快地摆脱了这种前朝遗风而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了。

在釉色上，明清由宋时盛行的黒釉茶盏变为白瓷或青花瓷茶盏，这是由于“生嗮茶瀹之瓯中，则旗枪舒畅，青翠鲜明，尤为可爱”。白瓷不仅易于观茶汤颜色，还可以在品茶的过程中欣赏雀舌旗枪茶叶之形色变化，平添了生活的情趣。

明代的甜白瓷和青花瓷在技术上、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成为茶器中上选的精品。随后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及各种色釉瓷的发展，使明清陶瓷器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景象。

明代中期开始，撮泡法完全普及开来，品茗也日趋精致化、艺术化，茶器形制渐趋小巧，茶碗日趋小型化，有的茶人还以酒杯当茶杯。明清时期，各种小巧玲珑的茶杯、茶盅逐渐流行起来。

明代晚期天启、崇祯朝，由于政治的腐败，经济的衰退，官窑生产几乎停顿，精美瓷器很少出现，画意比以往趋向简单，但明代民窑青花瓷器的生产并没有衰退，反而随着民间日用需求的增加而不断增加。

这些民窑青花瓷绘表现形式自由，简率质朴，笔法恣意，老练雄浑，多以极快的速度一挥而就，具有强烈的节奏感，于不经意间传达出生命的真实和律动。天启年间，民窑青花瓷器所表现出的简约自然、拙朴率真的意趣被日本茶人发现，大量输入日本，对日本青花瓷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明嘉靖、万历时期又出现了五彩瓷，到了清康熙时期，五彩瓷的制作有了巨大突破，发明了釉上篮彩和黑彩，篮彩浓艳深厚，黑彩漆黑光亮，与其他色彩形成强烈的对比，康熙五彩的色彩也比明代大大增多，色泽浓艳深厚，故有“硬彩”之称。

明末清初是西学东渐的时代，西方的一些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逐渐为国人所接受，明朝的铜胎画法郎器便是引进西方工艺的成功范例，这种工艺于明代景泰年间大获成功，故名景泰蓝。

法郎彩瓷到了乾隆朝在工艺技术上达到极盛，造型多样并追求新颖奇巧；粉彩到乾隆时期广泛制作，是乾隆彩瓷的主流。

（3）撮泡法与盖茶碗

盖茶碗正是陶瓷艺人针对撮泡法需求，对茶器改造的结果。盖碗由盖、碗、托三部分组成，盖呈蝶形，托为中心下陷的一个浅盘。而且，盖碗茶盏三部分的完美组合还被赋予了“天、地、人”三才的哲学意味，富有“天承之，地载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哲学内涵，表现了中国茶陶艺术深厚的文化底蕴。

清朝晚期，使用盖碗的盖碗茶流行于京、津和四川一带，一直延续至今，成为陶瓷茶器的重要种类。同时，旧时京津一带盛行一种多功能的饮茶场所——大茶馆。

（4）明清时期的紫砂壶

明清时期，随着撮泡茶饮法的流行，茶壶成为重要的茶器，明清时期以宜兴紫砂茶壶泡茶遂成风尚，尤其是文人饮茶风盛和对紫砂壶的提倡、参与，大大提升了紫砂壶的艺术品位，以致宜兴紫砂壶达到与官哥窑器并传的高境。

紫砂器是一种质地细腻柔韧、含铁量高、可塑性强的特殊陶土制成的无釉细陶器。首先是由于易于泡茶的近乎完美的物理性能，这已由历代茶人的生活时间和现代科技所证实。其次，紫砂壶多变的发色效果，和谐完美的造型和集诗、书、画、印为一体的陶刻装饰艺术呈现出的审美愉悦性和精神境界更是常为茶人所称道，而且紫砂壶使用越久，越发光润晶莹，气韵温雅，更令人宝爱。

2、日本桃山时代陶器茶器文化的成熟

日本室町时代末期，爆发了应仁之乱，随着战争的发展，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逐步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信长和秀吉称霸的时代称为“安士·桃山时代”（1573-1603），但桃山时代的艺术精神和造型样式则一直延续到属于江户时代的元和、宽永年间（1615-1624）。因此，日本文化艺术史所称的“桃山时代”要比具体历史时代的划分宽泛得多。

（1）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千休利

桃山时代，珠光和绍鸥的茶道思想经千休利的发展，进一步哲学化、美学化、生活化，并使“佗茶”真正在民众中普及开来，称为综合了日本文化艺术诸多方面的母体，也成为社会各阶层日常生活的主体，这主要归功于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千休利和他的茶道思想。

千休利曾先后任织田和秀吉的茶道侍从，跟随他们南征北战，于战争间隙为将军和武士点茶。早在镰仓时代，以朴素寡欲、泯灭生死为宗旨的禅宗对日本武士道精神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北条时赖以下镰仓武士多热心参禅，皈依禅宗。战国时代，武士们出生入死，能够击碎生死牢关，视战场如同游戏之场，以无恼、无怖、无我的状态投入战斗是他们必备的素质。而战后，他们疲惫的身心更需要精神的慰藉，超脱世俗的烦恼痛苦、名利纷争，追求悠然闲适、幽玄寂静的生活。因此，在战国时代，讲究“禅茶一味”的茶道成为上层武士的必修课。与室町时代武士们热衷斗茶的豪华挥霍的物质享乐不同，战国以来武士们修习茶道有着更高的精神需求。

绍鸥曾引用藤原定家的和歌来表现自己的艺术境界，利休这援引藤原家隆的一首和歌来表现自己的艺术境界：莫等春风来，莫等春花开，雪间有青草，携君山里找。绍鸥的草庵茶表现出否定春花、红叶的冷寂枯高，达到了“无一物”的世界；经历了战争洗礼的利休则在鲜花凋零、树木枯寂的大雪覆盖的“无一物”世界里，发现了无数充满生机的春草正在萌发，“无一物种无尽藏”，在否定的同时获得了新的肯定，比起绍鸥的艺术境界来，利休的茶境是积极的，富有创造性的。

日本茶道的开山祖珠光有句名言：草屋前系名马，陋室里设名器，别有一番情趣。在他闲寂的草庵茶里还有明显的对所谓名马、名器的唐物取向；

绍鸥的佗茶对珠光的草庵茶进行了改革，茶室更为贫素，茶道具这注重实用本土生产的粗率俭朴的陶器，推进了草庵茶的民族化进程。绍鸥的茶汤迅速传播开来，上至大名，下至町人，皆专一茶汤，以致不行茶汤者等同“非人”。所谓佗茶是指从茶室到茶道具等外在形式到茶人内心的整体感上的贫素，而内心更重要，真正的美，是在心里完成那不完整的部分以后才被发现。但当时的人们徒仿其形，而不求其精神，可见绍鸥时代，佗茶气息是浮在茶的表面上的，还没有完全深入到茶人的内心。

千利休有感于以前的茶人拘泥于点茶的规则法式和茶道具的表面形式这样一种状况，试图努力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并力图把禅宗的精神落实在实际生活之中。——佛法无用功处，只是注重日常禅的修行，平常心是道，佛之教便是茶之本意，须知茶道无非是烧水点茶。

经过多年的参禅修行，利休终得大悟之境，他将寺院的清规、禅僧的生活态度与茶道的文化形式结合起来，建立了简素的草庵茶，并把了悟的宗教精神延伸到茶庭茶室的构筑、茶器的制作中，把从禅宗中提取的茶道精神以实践行为的方式还原于生活中。

千利休将禅宗的精神融汇到茶道中，将茶道提升为禅法的修行，但禅法的修行又不过时平淡自然的日常生活。千利休吧融汇了禅宗精神的草庵茶又还原于淡泊寻常的日常生活，所以当弟子问他茶道的秘诀时，他说：夏天如何使茶室凉爽、冬天如何使茶室暖和，碳要放得利于烧水，茶要点得可口，这就是茶道的秘诀。

由此可见，他将禅从闭塞的禅寺里解放出来，安落在露地的草庵之中，将禅僧从坐禅三昧的生活中解脱出来，化作在家的茶人，创造了寺院、禅僧所不能创造的禅文化。茶道作为新的禅的表现形式，综合了日常生活的一切形式，茶道与一般艺术形式不同，例如绘画、戏剧、舞蹈，它们只包含生活的某一部分，而不能包括整个生活，而茶道确是一个完整的生活体系。

为了彻底打破世俗差别的束缚，充分体现“和、敬”的精神，利休还重新发掘了唐代茶圣陆羽开创的行茶法的意义，开始在日本点浓茶的茶道里推广几个客人共用同一个茶碗传着喝的“传饮法”。有的学者认为传饮法时利休开创的，并与中国上古歃血为盟、基督教的圣餐意识或神道中的撤供后的直会等相联系。其实，这是千利休根据其茶道思想的需要对唐朝行茶法的复兴。

在茶道具上，他不拘泥与世间公认的珍品名器，而是以消除了事物的对立、差异的“无”的心境来平等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件事物，将日常生活中的用品，甚至农夫、渔民的日用杂器等无名粗作信手拈来用作茶道具，从常人熟视无睹的事物中去感受那种真实自然、超然物外的美，也创造了无数美的茶道具。

他的茶道思想对日本陶瓷艺术的创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日本的陶瓷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大大促进了具有本民族审美和精神内涵的制陶工艺，也大大地开拓了陶瓷艺人的发挥空间。

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在珠光、绍鸥的基础上，创造了日本茶道的完整的艺术形式，也创造了本民族的完整的艺术体系。由于茶道文化的内容及其影响远远超出了饮茶的范围，扩大了日本的哲学、宗教、道德以及建筑、庭园、绘画、书法、陶瓷、服饰、花道、烹饪等各方面，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形成为一个综合的文化体系，因此成为日本文化艺术的代表。

千利休去世后，表千家、里千家和武者小路分别是千利休的嫡系后代继承他的茶风而发展的三个中哟流派，故称“三千家”，对日本茶道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此阶段日本茶器发展

未完待续，请见第四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