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简介（一）

日本历史简介（一）
一、旧石器时代
背景
　　日本的旧石器时代（にほんのきゅうせっきじだい），大约500万年前日本最初是和亚洲大陆相连的，1万3000年前由于火山的喷发造成地壳运动，日本的弧状列岛脱离亚洲大陆，成为现今的日本原貌。
简介
　　几万年前，日本岛上已经有了原始人居住。有人猜测这可能是原始人群为追赶野兽从大陆过来的。日本旧石器时代可发现大约是3万年前的人类遗物，大部是是石制加工具。
　　约1万2千年前左右，因末次冰期结束而开始急剧温暖化，使得人们的文化与生活产生极大变化，除了琉球群岛以外，全岛进入下个绳文时代。
二、绳文时代
绳文时代（じょうもんじだい），是日本石器时代后期，约一万年以前到公元前一世纪前后的时期。日本由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表明，这一时期遗迹特别多，文化遗址遍及全国。
基本特征
　　绳文时代是日本旧石器时代后期，约一万年以前到公元前一世纪前后的时期。使用绳文式陶器的时代。距今约1万年前，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致使日本与大陆分离，变成列岛。人们驯养狗以捕获鹿和野猪，同时发明了弓箭，增加了猎物捕获量。除捕鱼外，人们也采集七叶树籽、橡实、核桃和植物的球根等。人们努力获得足够的食物，从而有空闲时间来磨制石器和烧制陶器。又因为开始食用熟食而扩大了食物范围。这样，人类可以长期定居一地，建造竖穴住居。竖穴住居以广场为中心，几家聚居一起，周围因丢弃贝壳和食物碎屑，形成贝冢。但这类食物不能被长期保存，而且也很难把剩余产品积累于某个人手中，当时尚处于没有阶级对立的原始社会，因此未发现反映特定人们的财富与权力的遗址和遗物。
　　在当时生产力很低的条件下，自然生产的资源有限，因此人们在集团内部制定严格的规约以保护自然，同时盛行巫术，出现石棒、土偶，并有拔齿等习惯。人们还祈求自然丰盈。到这一时代的末期，尤其在西日本，出现企图突破狩猎、捕捞和采集经济的趋势，最近在福冈县的板付遗址发现绳文晚期种植水稻的水田遗址。
　　这一时期遗迹特多，三内丸山遗迹是目前日本所发现规模最大的绳文村落古迹，大量出土的陶器和陶俑表面上有绳索图案，故称为绳文时代。这时代产生的文化称绳文文化。绳文时代的生活方式以狩猎采集为主，武器是弓箭，遗迹中可发现埋葬的狗坟。绳文人被外来民族征服后，弥生时代来临。在北海道与日本东北,冲绳则保持擦文文化与贝冢文化。
文化特点
　　绳文时代约始于16，5000年前（公元前145世纪），到3，000年前（公元前10世纪）为止。指使用绳纹陶器的时代，包括绳文人的生活、制造磨制石器的技术、陶器的使用、狩猎采集经济的发展、定居的形成等内容。
　　这段时期地质年代上属于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的时期，这是日本列岛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相当于世界史上的中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绳文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不同点在于：陶器的出现、竖穴住宅的普及、以及贝冢的外形等等。
　　由于地域间的差别很大，关于绳文时代的结束时间尚有很多争论，但一般都以弥生文化的出现（以定型的水田耕作为特征）来宣告绳文时代的终结。此外，在冲绳县又有贝冢时代前期、贝冢时代后期。前期相当于绳文时代，后期则是指弥生时代到平安时代。北海道和东北地区则还有续绳文时代（约公元前3世纪~公元7世纪）。
　　“绳文”一词来源于美国动物学家摩斯关于大森贝冢陶器发掘的报告。1877年（明治10年）摩斯对东京的大森贝冢进行了科学的调查研究。谷田部良吉将它翻译为“索纹陶器”，后由白井光太郎改为“绳纹陶器”，接着又有了今天的“绳文陶器”之称呼。二战后才开始使用“绳文时代”这个词。但佐木真仍钟情于这个词的原意，继续使用“绳纹”。
时期区分
　　绳文陶器的多样性是以识别时代差与地域差为基准的，从这个方面来说绳文陶器的多样性才是有意义的。从陶器型式上的区分来看，绳文时代可分为草创期、早期、前期、中期、后期、晚期6个时期。在最初的研究中，只分为前、中、后3个时期，后随着资料的增加和研究的深入又加入早期、晚期，最后还添加了草创期。这种时期区分只是为了反映陶器的式样变换，所谓的中期并不是指绳文时代的中间期。从绳文人的职业以及文化内容等也可以划分时代，但一般仍是以惯用的土器式样变化时期作为绳文时代的时期划分。
　　草创期这个时期陶器上还没有使用绳纹，只有所谓隆线纹陶器和爪形纹陶器。它们与以后的绳文陶器大相径庭。这对于研究绳文文化的产生，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早期以捻线纹、刻板型纹、无纹、贝壳纹等陶器群为代表，这些名字是根据陶器表面留下的花纹而起的。捻线纹陶器不仅大量存在于关东地方，并几乎遍布全国，但刻板型纹陶器只分布在九州到关东之间，东北地方没有。这说明除了时代不同以外，文化圈也不相同。另外，这些陶器是尖底深钵形的，这点和欧洲最早的陶器形状有共通之处。
　　前期陶器在胎土中掺有机物纤维，形状上也由尖底改为平底或高底深钵状，从花纹上也可看出绳纹十分发达。
　　中期是日本石器时代的黄金时代，其具有代表性的陶器是胜坂式陶器。这种陶器壁厚，形状多为筒形、深钵形，器口边缘格外突出，带有装饰把手，表面有雄浑的隆起纹，缠以黏土绳，在整体上给人以雄浑、壮观的感觉。但这大都出土于关东到中部山岳地带，北海道和东北的陶器虽也有隆起的花纹，却没这么复杂，西部的陶器则没有隆起的花纹。
　　后期的器形变得纤细，增加了带有注口、台座等异形陶器，而且精致装饰品与粗制什器有了明显的区分。晚期陶器在东北地方以带有美丽装饰的龟冈式陶器为代表，在西日本则盛行无纹陶器。
什么是绳文时代
　　从列岛南端的长崎县的福井洞穴、泉福寺洞穴到本州东北的小濑则洞穴，均反映出当时日本列岛居民已经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居民多择沿海地带山岩洞穴或竖穴而居，利用弓箭通过采集和渔猎为主要的生产活动维系氏族生活。三内丸山古迹是目前日本所发现规模最大的绳文村落古迹，大量出土的陶器和陶俑表面是有近似草绳花纹的图案，故称为绳文时代。这时代产生的文化称绳文文化。绳文人被外来民族征服後，弥生时代来临。
陶器
　　绳文陶器延续数千年，直至弥生式陶器出现的公元前3世纪。目前，考古学界将绳文时代划分为前期、中期、后期和晚期4个阶段。从遍及全国各地的绳文陶器来看，前期多为尖底钵，中期以后趋向平底深钵，后期和晚期造型富于变化，出现了瓮型皿、圆筒形皿以及土瓶、土碗等用品。陶器色彩多为深褐色或红褐色，表面图案基调为绳文式花纹。此外，绳文晚期，日本东北地方还出现了黑陶器，陶胎薄而轻，表面经过研磨呈黑色，造型挺秀俊美，体现出新时期早、中、晚不同时期的审美观。对土陶器的用途分析使我们得知，绳文时代的土陶器除作为饮食器具和贮藏事物的器具之外，还被用来宗教祭祀和丧葬。
屈葬
　　即将死者手足关节折叠埋葬的葬仪方式。一般认为，此种掩埋方式源于对死亡的恐惧，是把生命的结束看做魔鬼作祟使人生病乃至死亡的结果，对魔鬼与死亡的敬畏又引申为对死者的惧怕，导致了对故人的防范心理。所以，屈葬属于一种防止死亡者灵魂作祟而向外飘逸的咒法。
新石器时代
　　绳纹时期，日本人的主要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金属器尚未出现。在绳纹早期多见打制的石斧、石镞、石拖等。“擦截石斧”在北海道和东北地方开始出现。绳纹时代前期还是打制石器占多数，至绳纹时代中期磨制石器逐渐增多。关东、中部地区在绳纹前期和中期流行棒状磨制石斧；绳纹后期和晚期盛行磨制的“定角石斧”。
农业
　　日本原生的农业，可以上溯到绳文时代前期，即6500年前，在长期采摘植物的基础上，绳文时代中期的人们已经懂得播种多种野生的植物，以满足随着人口增加而日益增长的食物需求。绳文时代晚期，食物结构由动物、鱼类、贝类转向农作物，激发起日本远古居民发展大规模农业生产的渴求。不久，水稻这种原产亚热带的粮食作物便在大约距今3000年前传入日本九州地区。
社会形态
　　使用绳纹式陶器的时代。距今约1万年前，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致使日本与大陆分离，变成列岛。人们驯养狗以捕获鹿和野猪，同时发明了弓箭，增加了猎物捕获量。除捕鱼外，人们也采集七叶树籽、橡实、核桃和植物的球根等。人们努力获得足够的食物，从而有空闲时间来磨制石器和烧制陶器。又因为开始食用熟食而扩大了食物范围。这样，人类可以长期定居一地，建造竖穴住居。竖穴住居以广场为中心，几家聚居一起，周围因丢弃贝壳和食物碎屑，形成贝冢。但这类食物不能被长期保存，而且也很难把剩余产品积累于某个人手中，当时尚处于没有阶级对立的原始社会，因此未发现反映特定人们的财富与权力的遗址和遗物。
　　在当时生产力很低的条件下，自然生产的资源有限，因此人们在集团内部制定严格的规约以保护自然，同时盛行巫术，出现石棒、土偶，并有拔齿等习惯。人们还祈求自然丰盈。到这一时代的末期，尤其在西日本，出现企图突破狩猎、捕捞和采集经济的趋势，最近在福冈县的板付遗址发现绳纹晚期种植水稻的水田遗址。
遗迹
　　这一时期遗迹特多，三内丸山古迹是目前日本所发现规模最大的绳文村落古迹，大量出土的陶器和陶俑表面上有绳索图案，故称为绳文时代。这时代产生的文化称绳文文化。绳文时代的生活方式以狩猎采集为主，武器是弓箭，遗迹中可发现埋葬的狗坟。绳文人被外来民族征服后，弥生时代来临。
三、弥生时代
弥生时代约公元前300-公元300年 日本古代使用弥生式陶器的时代。其文化称弥生文化。1884年这种陶器首次在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发现。弥生时代在绳纹时代之后，古坟时代之前，约当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可分前、中、后期。弥生文化是在绳纹文化的基础上，受到大陆（包括中国和朝鲜半岛）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它首先出现于九州北部并逐渐向东发展，到了后期基本上遍及除北海道以外的日本全境。弥生时代普遍有了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开始使用铜器铁器；原始社会开始逐渐向阶级社会过渡；与中国、朝鲜半岛交往频繁，深受大陆文化的影响
人口发展
　　弥生时代总是被强烈地和稻作联想在一起。起初，稻作是由新移民带来的，但更早的时候，稻作已被引进。然而，在弥生时代稻作才被大规模地推广，特别是水田的种植，而且是在南部与西部，这清楚地反映出新来者的文化偏好。这将成为后来的日本人直至现今日本人的文化基础。 如青铜与铁的传播一样，稻作的传播反映出移民可能的移动。至公元1世纪左右，稻作从西南部相当迅速地传播至本州中部，但进一步向北传播较缓慢。虽然稻作、青铜及铁从早期阶段就已存在于北部，但并未被大规模采用，而北部直至8世纪或甚至更晚仍停留在绳文阶段。易言之，北部与南部之间存在着相当的文化鸿沟——今日北海道爱奴人的存在仍象征着该鸿沟。
　　日本出产有限的金属矿，因此金属用具倾向于和高地位有关。然而，持有金属的“象征地位的物品”并不是当时社会愈来愈阶层化的惟一因素。如同大多数的农业发展一样，稻作引起社会内部资源基础的缩小，使社会精英较容易控制社会资源。稻作也导致较永久的定居、较广泛的土地确认以及保卫且扩大边界的需要，特别是当人口增至200万人左右之时。战斗随之增加，持有金属武器加上有能力号召战士的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就进一步提升。当然，部落之间战斗愈来愈多，使得各部落依据战斗胜负而排列等级。
　　在这愈来愈阶层化的世界，奴役很常见。低阶者在路上遇见高阶者时退至路旁并鞠躬让后者通过——这种习俗继续延至19世纪。阶级由头衔来区分，高阶男子有四五个妻子，较低阶的男子也有两三个妻子。
　　加速阶层化的另一个因素是财富，特别是经商带来的财富。有些部落够幸运，在他们的领地内有金属资源。有些部落因新的技术发展获利，例如从公元1世纪左右起在九州生产的丝绸。玻璃技术与冶金也有所发展。产品多样化导致交易增加，包括与大陆之间的交易以及列岛内的交易，而每一个区域都有一个市场。爱知县朝日，就是这样的一个交易中心，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弥生定居地遗址中最大的，占地约0.8平方公里，而典型的定居地介于0.02到0.28平方公里之间。
　　部落之间的战斗、精英的出现以及控制资源的竞争，导致政治化程度的增加。许多部落首长与邻近的部落缔结同盟，组成了无数的小王国。
村落和农业、纺织
　　村落多建在河流附近的台地或平地上，周围往往设壕沟。房屋一般是竖穴式的，平面呈圆角方形或圆形。为了贮存谷物，建筑干栏式（见干栏式建筑）的粮仓，其遗迹在兵库县的田能、静冈县的山木和登吕等遗址被发现。村落附近有水田，以登吕遗址为例，它们被划分成许多整齐的长方形田块，用木桩和木板加固畦埂，水渠纵贯田间。除种植水稻外，其他农作物有瓜类、粟、豆类及麻等。农具除石、铁制品外，还大量使用木锹和木锄等，收割则多用石刀（镰）。与绳纹时代相比，狩猎和渔捞在技术上虽有进步，但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比重已大大下降。随着农业的发展，开始有了纺织业，织物是平织的麻布。普遍发现陶制和石制的纺轮。从奈良县唐古、爱知县瓜乡、大分县安国寺和静冈县登吕等遗址出土的木制织机部件来看，当时使用的是一种单综的原始织机。
铁器和石器
　　铁器出现于前期，熊本县斋藤山遗址出土的铁斧便是例证。中期铁器普遍增多，种类包括锹、锄、镰等农具，斧、凿、锥、?（简单的刨）等工具，刀、剑、戈、矛、镞等武器，以及鱼叉、鱼钩之类。但直到中期，石器的使用仍很普遍。与绳文时代相比，打制石器显著减少，磨制石器大为增加，后者主要是斧（锹）、锛、凿、刀（镰）等工具和农具。福冈县的今津、今山和立岩发现专门制作磨制石斧和石刀的加工场遗迹，其制品在九州北部乃至中部地区广泛分布，可见磨制石器的制作已专业化。到了后期，由于铁器进一步普及，石器才迅速减少，乃至绝迹。一般认为，前期的铁器是从大陆输入的，中期和后期则主要利用输入的铁料在日本本地加工制作。
铜器
　　主要为铜剑、铜矛、铜戈和铜铎。剑、矛、戈分“细形”和“广形”两类。前者系从大陆输入，发现地点主要在九州北部。后者是本地铸造的，形体庞大，铜质不良，不是实用的兵器，而是祭器，除九州北部以外，还广泛分布在四国、中国（本州西部）和近畿一带。铜铎是日本本地产的铜器，也属祭器，其分布范围在以畿内为中心的本州中西部和四国的东部地区，但在九州北部也发现了铸铎的范。铜镜主要是从中国输入的“汉式镜”（见汉代铜器），也有少数是从朝鲜输入的“多钮细纹铜镜”（见朝鲜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考古）。此外，还有本地仿中国镜而制作的“倭镜”。据研究，日本本地制作的铜器，铜料是由大陆输入的。
陶器
　　陶器是弥生文化重要的内容之一，称弥生式陶器。一般呈红褐或黄褐色，烧成温度约850℃。制作方法是泥条盘筑，经慢轮修整。器形大致可分壶形器、瓮形器、 钵形器和高脚杯等类。 由于地域和时期的不同，弥生式陶器的形制变化比较复杂。前期的器物属“远贺川式”（1931年首次在福冈县远贺川畔的立屋敷遗址发现，故名），花纹用篦尖刻划，或用贝壳押印。进入中期，“远贺川式陶器”衰落，代之而起在九州出现无纹陶器，在本州西部出现栉齿纹陶器，而本州东部的陶器则含有浓厚的绳纹式陶器的遗风。后期本州西部栉齿纹陶器盛行，影响及于九州，并扩展到本州的东部。最后，陶器上施花纹的风气衰落，便形成了与古坟时代的“土师器”相似的素面红褐陶。弥生陶器的特点是薄而坚固，纹饰简素，讲究实用。弥生中期以后实用了旋转台，制陶业开始与农业分离，进行专门生产。
装饰品
　　最常见的是手镯与项链。手镯主要是用贝壳制成的，也有铜制的玻璃制的，后两者的形状仿自前者。项链由各种不同形状的珠饰组成，其质料有玉石、玛瑙、琥珀和玻璃等。玻璃手镯和勾形珠等的原料可能自大陆输入，但系在日本当地制造。福冈县须玖遗址和三云遗址的瓮棺葬墓出土的玻璃璧，形制、纹饰与中国的相同，是从中国输入的。
墓葬
　　墓葬有瓮棺墓、支石墓、石棺墓、土圹墓、方形周沟墓（土圹墓周围设沟）等类。瓮棺墓和支石墓的分布限于九州北部。石棺墓除九州北部外，也见于本州西部的山口县一带。土圹墓课方形周沟墓分布在九州和本州各地，范围较广，有的墓中用木棺。各类墓中的尸体多为仰身直肢。大多数墓很少有或完全没有随葬品，但九州北部如佐贺县的宇木汲田、福冈县的三云、须玖和平原等遗址中有少数墓却有数量甚多的珍贵随葬品，种类包括铜剑、铜矛、铜镜、各种珠饰和玻璃壁等。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已存在着少数占统治地位的人，他们拥有多量的财富。
中国文献中的有关记载
　　弥生时代中、后期的日本，在《后汉书•东夷传》和《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当时日本总称为“倭”，分成许多小国，有“王”、“大夫”、“下户”、“生口”等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奴”国曾遣使到洛阳，汉朝赐其王以金印（见汉委奴国王金印）。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倭国王帅升又遣使来朝，并献上“生口”（奴隶）。到了三国时期，邪马台国成为许多小国的共主，其女王卑弥呼于景初三年(239)遣使到洛阳，魏帝赐“亲魏倭王”金印及锦缎、铜镜等各种礼物，由带方郡派官吏回访。此后，邪马台国又多次与中国交往。关于邪马台国的所在地，学术界有两种不同意见，即“九州说”与“畿内说”，长期争论，至今未有定论。
　　有人认为弥生人与弥生文化来自中国的吴与越,有倭人来自吴太伯的说法,倭人的水稻品种是来自浙江省一带,文化上日本人称为照叶树林文化
总体评价：
　　在弥生时代，也即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原本发展缓慢的日本原始社会突然一夜暴富，飞跃进全新的农业社会。通过对大量出土文物和遗址的深入研究，日本考古学家认为，弥生时代的跨越根本在于中国秦汉时期的移民入岛。他们带来了大陆先进的农耕文明，给日本列岛带入全新气象。
　　随着移民到来，弥生人陆续从潮湿阴冷的沿海地带迁移到广袤的平原，建起干栏式房屋，制成美丽的麻布衣服。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女人开始享有比以往更多的首饰和其他装饰品。如手镯和项链。随着农业社会的兴起，男性在部落中的作用凸显，地位逐渐提升，原始社会逐步向阶级社会过渡，这一变化最明显的标志是墓葬的规格和随葬品的多寡的变化。
　　这个被后人命名为“弥生”的时代，在其步入后期之后所要展开的一系列故事，将彻底将日本列岛带入与绳纹时代和早期弥生时代迥然不同的全新时代，最终把日本一步步引向奴隶制社会。
日本历史关系
　　旧石器时代 前35000–14000
　　绳文时代 前14000–400
　　弥生时代 前400–250
　　古坟时代（大和时代） 250–538 ——由此日本在中国的称呼为“大和民族”
　　飞鸟时代 538–710
　　奈良时代 710–794
　　平安时代 794–1185
　　镰仓时代 1185–1333
　　建武新政 1333–1336
　　室町时代 1336–1573
　　南北朝时代 1336–1392
　　战国时代 （安土桃山时代） 1568–1603
　　江户时代 1603–1868
　　明治时代 1868–1912
　　大正时代 1912–1926
　　昭和时代 1926–1989
　　平成时代 1989–今
四、古坟时代
　　古坟时代（Era of Great Tombs），又称大和时代，日本继弥生时代之后的时代，从西元300年开始，迄于西元600年，因当时统治者大量营建「古坟」而得名。
古坟时代介绍
　　古坟的分布基本上遍及本州岛南部，以奈良、大阪的大和盆地为主，北海道则未发现。这一时期的坟墓为巨大的穴式土堆，四周有壕沟，「前方後圆」形式的墓制最具代表性，坟的周遭围绕著中空的黏土塑像，这些筒状土制人偶可能是殉葬用的，称之「埴轮」。建筑这些坟墓需要花费大笔金钱，只有少数的统治阶级能够负担，目前发现有七十一座，钥匙孔形的古坟最常见，大阪的大山冢，又名「仁德天皇陵」据悉为全世界最大的古坟。古坟里通常有许多铜镜、珠宝等物品，到了後期，古坟里还有兵器和盔甲。

　　古坟时代分为前期、中期、後期。从8世纪初开始，火葬流行，古坟逐渐式微，并开启了佛教建筑的时代。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也於此时相继编成，从而进入日本的历史时代。
时代特征
　　弥生时代以后盛行修筑古坟的时代，终于七世纪初。古坟初建于四世纪，前方后圆的大小古坟，以奈良县为中心，散布在北起福岛县、南至熊本县和大分县的广大地区。五世纪又从宫城县扩展到鹿儿岛县。古坟只埋葬部族首长，由部族成员共同修筑。当时，农业生产仍是共同进行的，主要财产采取部族首长所有的形式。
　　进入五世纪，这种原始的所有制关系开始崩溃，大家族发展为生产单位和动产所有单位。原有部族内部发生利害矛盾。在这种变化的基础上，从五世纪中期起，畿内强大部族间的相互内战激化。有些强大的部族与出现倭五王的百舌鸟古纹群和古市古坟群有关，这些强大的部族，后来便制服了大和、吉备等地的有力部族。到六世纪，继体天皇系统的新兴势力统一畿内东部各部族，确立了大王的地位。以筑紫君磐井为首的北九州势力，曾希望获得与此类似的地位而进行反抗，但在其获得这种地位之前，这种反抗即已溃败。在内战过程中，各地首长授予部族成员中的有力者以修造小古坟的权利，借以增强战斗力而赢得内战的胜利．因此原来只是首长墓的古坟，到五世纪后半叶便向小古坟群（群集坟）演变。这种倾向到六世纪进一步发展。全国各地修造的古坟超过十万个。古坟的主体部分也采用横穴式石室，这很适合加强自主性的大家族的存在。石室内理葬数代家族成员，并以武器为中心，陪葬有须惠器、土师器等死后生活的必需品。
　　但大量小古坟群的出现，逐渐减弱了古坟作为统治者的建筑物的性质。因此，从六世纪末到七世纪初，倭王权在畿内尽力建造寺院，同时限制修筑小古坟群，大王和强大的豪族则葬于模仿中国皇帝陵墓的大型方坟。这样，古坟时代临近结束，而所谓大化《薄葬令》更进一步助长了这种倾向，留下来的只不过是高松冢古坟等贵族阶层的坟丘小但很华丽的古坟。关东和东北地方古坟时代的结束比西日本晚，直到七世纪前半叶仍修造前方后圆坟。
　　另外，最近在群马县高崎市发现的六世纪的水田，为提高水温而被分割成二百三十多个地块，每块面积约为二公亩，水田表面残留有许多长二十四点五厘米的足迹。
历史文化
　　日本古代继弥生时代之后的时代，因当时统治阶级大量营建“古坟”而得名。古坟的分布基本上遍及除北海道以外的日本全境。年代从4世纪开始，迄于7世纪。一般分为前期、中期、后期，分别相当于4世纪、5世纪、6世纪，7世纪或归入后期,或另称晚期或终末期。
　　从8世纪初开始，火葬流行，古坟迅速衰落，日本最初的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也于此时相继编成，从而进入日本考古学上所称的历史时代。因此，古坟时代属日本的原史时代。这一时代铁器进一步发展，它在生产工具方面完全取代了石器，在武器方面取代了青铜器。农业生产水平提高，耕地面积扩大，农作物种类增多，家畜饲养业亦随之而发达；手工业有新的发展，与农业的分工进一步明确；出现了全国性的中央政权，即以畿内地区为中心的大和政权；开始出现了文字。
　　农产品除最重要的水稻以外，还有谷子、大麦、小麦、大豆、小豆等粮食，各种瓜类和茄子、萝卜、桃、柿等果菜，同时普遍植麻。农耕工具中，石器已绝迹，木制的锹锄镶有铁口，有一种大型的铁制三齿耙或四齿耙,最适于开垦。至少在后期已有铁犁,岛根县匹见町的发现便是例证。铁镰的广泛使用，使收割的效率亦有提高。此外还饲养马、牛、猪、狗、鸡等家畜和家禽。
　　古坟时代的陶器，有“土师器”与“须惠器”两种不同的陶系。土师器流行于整个古坟时代，由土著的“土师”部民在各地制作，制法为泥条盘筑，慢轮修整，烧成温度约850℃,红褐色，无花纹，器形主要有壶、瓮、碗、高脚杯等,各方面都与弥生式陶器相似,系自弥生式陶器发展而来。须惠器是中期才从大陆引进的，代表一种新的制陶技术，主要由来自朝鲜半岛的“陶部”工人在相当集中的场所制作，采用快轮制法，在狭长而有倾斜度的“登窑”中烧制,烧成温度在1000℃以上,质地坚硬，呈青灰色，往往有自然釉附在表面，器形富于变化，主要为壶、瓶、盘、碗、杯、高脚杯等类。
时期区分
总分
　　3世纪後期到4世纪初期称为古坟时代前期。4世纪後期称为古坟时代中期。6世纪、7世纪称为後期。
前期
　　约3世纪後期。前期的古坟的石室大体是竖穴式，大部份是首长墓，以壶形土器、器台形土器面貌出现。
　　この时期の主な王墓
　　奈良県桜井市、箸墓（はしはか）古坟（邪马台国の女王卑弥呼の墓と目され、最初の王墓。280メートルの前方後円坟、造営は3世纪後半说）
　　奈良県桜井市、大和古坟群の西殿冢古坟（219メートル）
　　奈良県桜井市、柳本古坟群の行灯山古坟（242メートル、伝崇神陵）
　　奈良県天理市、柳本古坟群の渋谷向山（しぶたにむかいやま）古坟（伝景行陵、310メートル）
　　この时期の王に准じる规模と内容の主な坟墓
　　奈良県桜井市、桜井茶臼山古坟（280メートル）
　　奈良県桜井市、メスリ山古坟（240メートル）
　　主な首长墓
　　山梨県甲府市、铫子冢古坟（168メートル）
　　冈山市、神宫寺山古坟（约150メートル）
　　东広岛市　三ツ城古坟
中期
　　5世纪前期、王墓等级的大型前方後円坟出现在奈良盆地与河内平野地区、这时候巨大化的人物埴轮（人偶）出现在坟墓四周。
五、飞鸟时代
飞鸟时代，（日文：飞鸟时代 平仮名　あすかじだい）约始于公元600年，止于迁都平城京的710 年，上承古坟时代，下启奈良时代。此期以政治中心为奈良县的飞鸟地方（即当时的藤原京）而得名，较为重大的事件有圣德太子改革、大化改新等。
推古朝改革
　　6世纪初，武烈天皇去世后，缺乏皇位继承人，大伴金村从越前迎来男大迹王继承皇位，他就是继体天皇。当时，在朝鲜半岛，新罗、高句丽的势力扩张，威胁百济，并使日本在朝鲜南部任那发展势力的半岛经营策略陷于窘境，另一方面，导致大批大陆移民的流入。
　　在国内，皇室在统一国土后，不断霸占地方贵族的领地，扩大自己的屯仓，并将侵略朝鲜的军事负担强加在他们身上，皇室和地方贵族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侵朝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引发了人民的反抗。6世纪中叶以后，部民制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开始瓦解，部民纷纷逃亡。朝廷内部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日益加剧。在 6世纪初，在朝廷中握有实权的大伴氏曾因主张把任那四县割让给百济而受到攻击，从而失去政治势力，物部氏和苏我氏取而代之。物部氏是朝廷掌握军事的贵族，是维护原有统治方式的守旧势力。苏我氏从5世纪后半叶起，在朝廷中掌管财政，势力逐步扩大。苏我氏与大陆移民的关系密切。当时，苏我氏是积极吸收外来思想和文化的进步势力。当百济圣明王献给日本朝廷佛像和经论时，苏我稻目积极主张崇佛，力图通过崇拜佛教来代替氏神的信仰，以统一全国的思想，加强皇权。物部尾舆则主张信仰原来的氏神，以维护氏姓制和部民制，坚决反对崇佛，于是两派间围绕崇佛与排佛展开了激烈斗争。
　　587年，用明天皇（585—587在位）死后，以皇位继承问题为契机，苏我稻目之子苏我马子和物部尾舆之子物部守屋之间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马子讨灭守屋取得胜利，物部氏灭亡。打败物部氏之后，苏我马子立泊漱部皇子为天皇，即崇峻天皇（587—592在位）。崇峻天皇不甘心成为苏我马子的傀儡，曾指着献上来的野猪说：“何时如断此猪头，断朕所嫌之人。”苏我马子闻言大惊。592年，苏我马子唆使东汉直驹刺死天皇。为了独揽朝政，同年12月，马子推举外甥女炊屋姬继位，是为日本历史上第
　　一位女帝——推古女皇（592—628在位）。翌年，即593年，天皇立用明天皇遗子厩户皇子为皇太子，并“录摄政，以万机悉委”。后来世人因厩户皇子聪慧，治政英明，称其为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系用明天皇嫡子，《日本书纪》称他“生而能言，及壮有圣智，一闻十人诉，以勿失能辩”，具有能吏的素质。他师从高丽僧惠慈学佛教、百济博士觉哿习儒学，自幼受到大陆思想文化的熏陶。
　　圣德太子执政之初，朝廷正处在内忧外患之时。所谓外患，中国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封建集权国家隋朝；在朝鲜半岛，渐趋强大的新罗，占据汉江、洛东江流域，并在吞并任那（日本在朝鲜的据点）之后，与日本的关系急剧恶化。所谓内患，氏姓、部民制度弊端毕现，以苏我氏为代表的豪族势力尾大不掉，皇室势力单薄。圣德太子试图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挽救社会危机，为此实行了一系列改革。
圣德太子的改革内容
1）制定冠位12阶
　　12阶冠位制定于604年，次年开始实施。冠位是授与贵族的荣爵，只按才干和功绩授与个人，不能世袭。实际上，冠位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氏姓门阀势力和选拔人才的作用。它推进了贵族的官僚化和以天皇为首的官僚体制的形成。 
  
圣德太子的冠位制度
2）制定宪法17条
　　宪法17条也制定于604年。《宪法》力图从思想理论上规定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义务，同时通过吏治达到民治，规定了君权的崇高性。《宪法》的内容含有中国儒、法、道诸子百家及佛教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儒家的“三纲”、“五常”是《宪法》的核心思想。《宪法》提出“承诏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国靡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其用意在于提高皇权，压制氏姓贵族的势力，建立君主专制王朝。《宪法》提出要给百姓以必要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如“勿敛百姓”；“农桑之节，不可使民”等，以消弭人民的反抗。
3）提倡
　　提倡佛教佛教的众生平等，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涅盘等教义，要求民众安于现状，追求来世。推古王朝通过振兴佛教以达到树立全国共同崇拜的宗教，来削弱氏姓贵族的势力，提高皇权。594年朝廷曾下诏“兴隆三宝”，宪法17条中也规定了“笃敬三宝”。圣德太子带头建立斑鸠寺（法隆寺的前身），亲自在宫中讲解佛经，又撰写《三经义疏》。国内出现了竞造佛寺的局面。624年，全国建立寺院46所，僧尼人数达到1300余人，其中僧816人，尼569人。
4）编纂史书
　　620年开始撰写《天皇记》、《国记》及《臣、连、伴造、国造180部并公民等本记》等历史书。编撰这些史书的目的主要在于提高皇室的尊严，加强国家观念。这些书后来大部分散佚。
　　圣德太子的改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了氏姓贵族的势力，提高皇室的地位，为后来建立中央集权制奠定了思想基础。圣德太子的改革是大化改新的准备和先声。但圣德太子的改革是极不彻底的。冠位制是在没有废除氏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只在畿内及其周边地区的中下级贵族中实行。宪法17条作为训诫，只能起到教化作用，没有更大的约束力。更主要的是没有触动当时社会症结的部民制，所以削弱氏姓贵族势力，提高皇权是极为有限的，更不可能解决国内的阶级矛盾，挽救社会危机。
编辑本段中日通交的频繁化
恢复中日邦交
　　圣德太子改革的另一面重要内容是恢复了中日邦交。
　　中国在589年，由北周重臣杨坚建立隋朝。589年隋灭南朝陈，实现全中国的统一。隋朝对亚的外交是结交百济、新罗，征伐高句丽。隋炀帝继位后，从612年起，陆续发动3次对高句丽的战争。
　　7世纪初，以圣德太子为首的推古王朝决定派遣隋使，恢复与中国断绝一个多世纪的国交，并积极吸取别国文化，充实国力。
记载
　　据《隋书倭国传》记载，600年推古朝首次遣使通隋，又据《日本书纪》记载，607年圣德太子遣小野妹子使隋。这一时期日本改变过去向中国朝廷或居高临下或请封、朝贡的态度，采取对等的立场。使者小野妹子第一次使隋时递交的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封国书虽引起隋炀帝的不悦，但608年小野归国时，隋朝还是遣裴世清出使日本。当年9月，裴世清回国时，日本又遣小野妹子第二次赴隋。这次带来的国书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既反映了外交上追求对等，也反映了太子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强烈愿望。随使团赴中国的还有8名交流生，其中4名交流生是倭汉直福因、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4 名学问僧是新汉人旻、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慧隐、新汉人广齐。这些交流生中有些人在中国长期滞留，直至充分掌握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后才回国，他们在大化改新及律令国家的建设中发挥了作用。614年又派犬上御田锹、矢田部造使隋，翌年回国。
目的
　　圣德太子遣使隋朝的目的，学界历来有各种不同看法，日本研究者大多认为，倭对隋的交往目的在于交流佛法和输入大陆文化，甚至认为“遣隋（唐）使几乎未见在国际政治上的活动”。 [2] 也有的主张遣使入隋是为了“兴隆国内佛教”，607年以后的遣使“不单是为交流佛法，而是为了更加有输入大陆文化”。 [3] 近年，有中国学者提出了新的见解，指出：倭国遣使入隋是其“政教合一”理念的具体反映，与制定冠位、颁布宪法等一系列内政改革具有内在关联。佛教作为“万国之极宗”，不仅是文明开化的标志，同时还是臣民“笃敬”的统治阶级的精神武器。对推古朝来说，尽快更多掌握佛教，能使国内臣民俯首听命，可谓政治、外交、文化、宗教等多重目的兼有；其直接目的还是在于“交流书籍”，中日之间为大海阻隔，舟楫往来颇为不便，故通过书籍吸纳中国文化是有效的方法之一，这一模式也为其后的遣唐使所继承。
大化革新
革新前的社会政治背景
　　圣德太子的改革，随着他的逝世而销声匿迹，它没有挽救社会危机，国内阶级矛盾依然日渐激化。7世纪前半叶，土地兼并盛行，租佃制广泛兴起。贵族们“割国县山海林野池田以为己财，争战不已。或者兼并数万顷田，或者全无容针少（之）地。” 部民制因此衰落。
　　随着部民制的衰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深。朝廷地位受到严重影响。臣、连、伴造等向朝廷上缴调赋时“先自收敛，然后分进。”朝廷内部外戚权贵和皇室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苏我马子曾向推古天皇要求割让葛城县，被天皇拒绝。626年苏我马子病死，其子虾夷继承大臣。628年推古女皇去世，虾夷独断朝政，排斥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拥立田村皇子即位，是为舒明天皇（629—641在位）。至皇极朝（642—645）时期，虾夷之子入鹿更加专擅朝政，甚至征调人夫修建其父子陵墓，势倾朝野。入鹿为了扼杀改革事业，打击新兴势力，于643年消灭了山背大兄王及其一族。
　　当时，氏姓贵族“各置己民，恣情驱使”，加上征伐新罗的战争和营造宫苑、陵墓、寺院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广大部民苦不堪言。不堪忍受痛苦的部民的反抗斗争日益高涨，他们或逃亡，或聚集山泽，同贵族进行武装斗争。部民起义打击了氏姓贵族，动摇了部民制的基础。
　　正当社会危机严重的时期，推古朝时期派到中国的交流生陆续回国。僧旻于632年，南渊请安和高向玄理于640年回到日本。他们在中国交流二、三十年，经历了隋唐两代，吸收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和统治经验，归国后积极进行传布，在部分贵族中发生强烈影响。在归国留学生传授隋唐封建制的影响下，皇室和贵族阶层内出现了主张改新的新兴势力，其代表人物是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
　　中大兄皇子是舒明天皇之子。中臣镰足出身于世袭祭祀官的家庭，幼年好学，博览群书，曾就学于僧旻，又同中大兄皇子一起受教于南渊请安。中大兄和中臣镰足都憎恶专横的苏我虾夷、入鹿父子，所以两人共谋打倒苏我入鹿，推翻苏我氏，夺取朝廷大权。中大兄接受中臣镰足的建议，首先争取与入鹿素有矛盾、又有声望的大夫苏我石川麻吕，分化苏我氏的势力，然后联合反苏贵族，组成了革新派。645年6月12日，革新派乘皇极天皇在宫中接见三韩使者的机会，以“鞍作（苏我入鹿）尽灭天宗，将倾日位”为理由，杀死了苏我入鹿。
革新政府的诞生
　　皇族和多数贵族站在中大兄一边，苏我虾夷见大势已去，便在入鹿被杀的第二天，焚宅自尽。消灭虾夷、入鹿父子后，革新派成立新的政权，轻皇子即位为孝德天皇（645—654在位），中大兄皇子为皇太子，中臣镰足为内臣，苏我石川麻吕为右大臣，阿倍内麻吕为左大臣，留学生僧旻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两位回国的留学僧灵云 和惠云 于大化元年（645）跻身佛教界最高权威的“十师”之列。革新政权建立后，建年号为大化，仿“法式备定”的唐制，有步骤地实行改革。645年8月，分别向东国和倭（大和）六县（高市、葛木、十市、志贵、山边、曾布）派遣国司和使者，造田籍，校田亩。9月，下诏：“从今以后不得卖地，勿妄作主兼并劣弱。” 这些措施为下一步变革打下基础。12月，首都由飞鸟迁至难波（今大阪市）。646年元旦，发布《改新之诏》，接着陆续颁布了革新措施。
改新之诏的主要内容
第一，在经济方面
　　废除部民制，建立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罢昔在天皇等所立子代之民，处处屯仓及别臣、连、伴造、国造、村首所有部曲之民，处处田庄。”废除了皇室的屯仓，贵族的田庄以及部民，收归国有，成为“公地、公民”。在此基础上实行了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班田六年一班，即政府每隔6年，班给6岁以上的男子口分田2段，女子为男子的2/3，私奴婢为公民的1/3，公奴婢同公民数。受田人死后，口分田归公。班田农民担负租庸调。租，即实物地租，受田每段交纳租稻2束2把。庸，是力役及其代纳物，凡50户充仕丁1人，50户负担仕丁1人之粮，1户交纳庸布1丈2尺，庸米5斗。调，征收的地方特产，分为田调、户调、付调。田调按土地面积征收。田1町征收绢1丈、絁2丈、布4丈。户调按户征收，其数量为“1 户赀布1丈2尺”。付调随各乡土特产征收。
第二，在政治方面
　　建立中央集权制。新政权建立不久，为树立了中央集权的指导思想，天皇在大槻树下召集群臣盟誓，“天覆地载，帝道唯一”。649年下诏，令国博士高向玄理与僧旻“置八省百官”，建立中央机构。地方设国、郡、里，分别由国司、郡司、里长治理。 “八省百官”制和国郡里制均受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的影响。两者虽在形式上有差异，但其性质都是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647年，制定7色13阶冠位。两年后又制定19阶冠位。对于大夫以上的贵族赐予食封，以下的给予布帛，作为俸禄。
大化革新性质的评价
大化改新后的社会性质，史学界主张不一。
　　日本学者大都认为改新后的律令社会是奴隶社会的继续。因为大化改新后阶级关系没有没生变化，公民的沉重徭役负担，其性质与部民的负担并无不同。中国学者除部分人赞成日本学者的观点者外，也有部分人认为大化改新是确立封建制度的改革。
　　日本的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是参照隋唐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而制定的。性质基本一致，都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下的土地分配制度和租税制度。改新后国家对农民的关系是土地所有者对农民的剥削关系。国家占有生产资料——土地，并以租庸调的形式向公民征收国税和课以徭役，公民被束缚在口分田上，以臣属关系依附于国家。这种生产者对土地所有者的依附关系是封建生产关系的重要特征，是有别于奴隶制的关键所在。班田农民除了有终身使用权的口分田外，还拥有对山林池沼的使用权，每年除了交纳固定的租税和徭役外，交租后剩余的产品可以占为己有。由此及见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大化改新后，虽然奴婢仍然存在，但其数量占当时人口的1/10左右，大部分集中在畿内。奴婢在社会生产中已不起主导作用，多数从事非生产性的家庭杂务。当时社会生产者的主要担当者是班田农民。
　　大化改新是在日本历史上发生的一次重大变革运动。它促进了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发展；它为日本历史开创了不发动大规模流血事件而进行社会改革的先例；它维护了主权，防止了社会的分裂；它使日本从东亚的发展国家，迅速成为东亚强国。
白村江之战与迁都近江
　　在大化改新过程中，革新派与守旧势力之间的斗争尖锐复杂。645年9月，古人大兄皇子谋反。中大兄立即派兵镇压。
　　653年，为控制守旧势力，中大兄奏请孝德天皇将都城从难波（今大阪市）迁回飞鸟，天皇不答应，中大兄不顾天皇的反对，率领皇族和群臣回到飞鸟。第二年孝德天皇饮恨死去。
　　孝德天皇死后，中大兄之母前皇极天皇重又登位，称齐明天皇（655—661在位）。齐明天皇期间，朝廷大兴土木，修建宫殿楼阁，给人民带来沉重的徭役负担，引起民怨。朝廷的作为，给守旧势力提供了反对的口实。658年11月，齐明天皇和中大兄皇子去纪伊的牟娄温泉疗养，首都留守官、守旧势力的代表人物苏我赤兄乘机鼓动有间皇子叛乱。赤兄列举女皇有三大失政，即大修仓库，积聚民财；穿凿水渠，耗费公粮；以舟运石，累积为丘。在赤兄的鼓动下，有间皇子开始策划谋反。可是当有间皇子准备举兵时，苏我赤兄却见事难成功，转而派人逮捕有间皇子，并派人将有间皇子谋反之事报告中大兄。中大兄将有间皇子处以绞刑。
　　为了转移守旧势力的锋芒和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朝廷大举征伐北方少数民族并出兵朝鲜。政府于647年、648年，在越后分别造渟足栅和盘舟栅。 658年，派阿倍比罗夫付伐秋田、津轻地区的虾夷族。660年派遣比罗夫征讨肃慎国。
　　660年，百济受到新罗和唐朝军队的进攻，王城陷落，国王被俘，濒于灭亡。百济遗臣鬼室福信，求援于大和朝廷。朝廷决定出兵朝鲜。661年，齐明天皇亲赴筑紫指挥。当年7月，齐明天皇因病死于筑紫朝仓宫。662年5月，派阿昙比逻夫率船师170艘送在日本作人质的百济丰璋王子归国继承王位，以图复兴百济。 663年3月派遣23000名官兵攻打新罗。同年8月，日军与新罗、唐朝联军在白村江交战，遭到惨败，百济灭亡。战后，日本为防新罗和唐军的进攻，于 664年在对马、壹岐、筑紫设置防人和烽火台，在筑紫修建了水城。次年修筑长门、筑紫的大野、椽城。667年又建造了大和的高安城，赞岐的屋岛城，对马的金田城等。白村江的战败加深了国内阶级矛盾，守旧势力趁机向革新派施加压力，在守旧势力的进攻面前，中大兄不得不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664年宣布肯定氏上，允许他们私有部民的诏书。
　　就在白村江败战后，朝廷内外笼罩不安全感的情况下，667年迁都近江（今滋贺县）。翌年，中大兄即位，称天智天皇（668—671在位）。668，天皇命中臣镰足制定《近江令》22卷，这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据日本学者研究，《近江令》大体参考了唐代的《贞观令》，成为日本以后《令》的基础。
　　670年为防止人民逃亡，命令全国编制户籍，因制定于庚午年，故称“庚午年籍”。这是日本最早的比较完备的户籍。
壬申之乱与天武朝的政治革新
　　天智天皇在白村江败战后的许多政事，引起了皇族内部的不和，天智天皇同其弟大海人皇子之同的矛盾也日渐加深。大海人皇子是在大化改新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享有较高的威望。天智天皇即位时大海人被立为皇太子，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大海人对天智天皇的一些倒退政策曾表示不满。668年，在一次宴会“酒酣极欢”时，大海人“以长枪贯敷板（地板）”，引起天智天皇大怒，险些被杀。671年，天皇任命自己的宠儿大友皇子为太政大臣。这一任命实际上是为立大友皇子为皇储，剥夺大海人皇子的皇位继承权。以天智天皇和大友皇子为中心，吸收守旧的大贵族组成了政权。大海人地位和生命都失去保障。为了摆脱这种处境，在天智天皇病危时，大海人以出家为名避居吉野。天智天皇病死后，大友皇子篡位，称弘文天皇，政权落到守旧的大贵族手中。
　　为了消灭在吉野的大海人皇子，弘文天皇积极备战。大海人闻讯后决定举兵反击。672年，大海人离开吉野，经伊贺、伊势，到达美浓，并以此为根据地，联络东国各地军队。东国与皇室有密切的关系，自6世纪以来朝廷一直关注东国，在那里设置了不少屯仓。大化革新时朝廷首先在东国造户籍，校田亩，实行改革。因此，那里封建官僚贵族的力量比较强大，而守旧势力相对比较薄弱。东国的国司、郡司积极支持大海人举兵，纷纷加入大海人的队伍。大海人军首先抢先占领不破关和铃鹿关军事要道，截断了近江朝廷与东国的联系。672年7月初，大海人的两路大军分别向近江、大和进发。7月22日，大海人军与朝廷的军队在濑田川决战，大海人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第二天弘文天皇自缢而死。这次内战发生在壬申年，所以被称为“壬申之乱”。这是事件虽然是大海人皇子和大友皇子争夺皇权之争，但实质是革新派与守旧势力之间的一场殊死搏斗。
　　673年，大海人皇子在飞鸟净御原宫即位，称天武天皇（673—686在位）。天武天皇即位后，积极推进大化革新未了的事业。经济方面，676年下诏废除 664年天智天皇恢复的氏上私有部民的制度，并废除朝廷先前赐与亲王、诸王、诸臣及各寺院的山林池泽岛浦，收归国有。683年革新俸禄制，将赐与亲王以下诸臣的食封归还国家。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676年下诏：“自今以后，明察百姓，先知富贫，简定三等，仍中户以下，应与贷”。在鼓励生产和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的同时，朝廷把班田农民紧索束缚在土地上，加强封建剥削和压迫。
　　在政治方面则加强皇权和军事力量。废除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和御史大夫四职，在天皇之下只设太政官和大弁官。太政官和大弁官直接听命于天皇，无实权，只起上下联络作用。682年规定姓氏的序列作为考选文武官的先决条件。685年更改诸氏族姓，制定八色之姓：真人、朝臣、宿弥、忌寸、道师、臣、连、稻置。 681年开始修改《近江令》，在此基础上制定《飞鸟净御原令》，共22卷，现已全部失传。当时未制定律，据后来的日本学者分析，可能准用《唐律》。681 年为提高皇威，命川岛皇子等记“帝纪及上古诸事”，即编撰国史。
　　用人政策方面，天武天皇重视人才，注意起用中小官吏。677年下诏：“凡任国司者，除畿内及陆奥、长门国以外，皆任大山位以下人。”将冠位增至48阶，使中小官吏有更多的仕途机会，以此削弱大贵族的势力。
　　为了加强军事力量，“凡政要者军事也”，676年下令：“诸王以下，初位以上，每人备兵。” 677年遣王卿于京、畿内“校人别兵”。684年诏诸国“习阵法”，要求文武官“务习用兵及乘马”。 11月下诏收缴私家兵器。
　　宗教方面，采取兴隆佛教和敬神的政策。提倡造寺、写经、念经；崇敬伊势神宫，创始祈年祭等，借以提高天皇的地位。
编辑本段律令的制定与律令制度的成立
　　从日本古籍记载可知，日本存在过原始刑罚。原始时代有天津罪和国津罪。天津罪包括8种罪行，即畔放、沟埋、樋放、频莳、串刺、生刺、逆剥、屎户。国津罪包括14种罪行，如生杀、断尸、奸母、奸子、母子通奸、犯畜、虫灾、鸟灾等等。随着阶级国家的出现，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刑律也应运而生了。但因为当时尚无文字，所以还没有成文法。
　　关于日本不成文的法律，在中国和日本史籍中都可以找到。把《魏志•倭人传》、《北史•倭国传》，以及《日本书纪》中有关刑罚的记载加以整理，可以得知日本不成文法时期的刑罚种类：死刑有诛、狱死、火、族诛；肉刑有鲸、杖、神祇探汤；赎刑有赎田、赎身（贬为奴隶）、赎姓（贬姓）；流刑。这些刑罚中有一些与中国汉代刑罚相似，因此并不能排除受汉代刑罚的影响。
　　大化改新以后，日本开始着手制定和完善法律制度。大化改新之初，新政府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需要，制定了许多单项法令，如班田制、租庸调制、户籍制、钟匮制、男女奴隶之法、丧葬制、二官八省一台制、国郡里制等，668年制定《近江令》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日本学者推测，它大体参考唐代《贞观令》而编纂的，成为日本以后《令》的基础。
　　天武天皇即位后，681年开始修订《近江令》，在此基础上制定《飞鸟净御原令》（亦称《天武令》），此令共22卷，现已全部失传。当时未制定“律”，据后来的日本学者分析，可能准用《唐律》。
　　700年，天皇命刑部亲王、藤原不比等、粟田真人、下毛野古麻吕等19人撰定律令。参与编撰律令的19人中有伊岐连博德，唐人萨弘恪以及白猪史骨、黄文连备、田边史百枝、田边史首名、山口伊美伎大麻吕、调伊美伎老人等大陆移民的后裔，皆是当时一流法律学家和汉学家。《大宝律令》基本修成于701年。第二年开始全面施行。该法典因制定于大宝年间，故称《大宝律令》。从天武天皇之子刑部亲王和镰足之子藤原不比等领导制定《大宝律令》分析，它与《净御原令》不无关系，事实上，依据日本史籍记载，它确是以增删《净御原令》而成的。《大宝律令》由律6卷、令11卷组成。律，相当于刑法，大抵模仿唐律，但吸收了日本固有维持秩序的制度；令，相当于行政法、民法、诉讼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法予以重视。它是根据日本社会经济的实际，参照唐令制定的。律和令已散失，但从《令集解》和《续日本纪》的引文中可略见其逸文。制定《大宝律令》的17年后的718年，藤原不比等奉元正天皇（715—724在位）之命，依据《大宝律令》和唐朝的《永嶶律令》为基础，制定了《养老律令》。《养老律令》有律10卷13篇、令10卷30篇。从现存的《令义解》和《令集解》中可见令的大部分，律则留下一部分。《养老律令》修成后没有立即施行，而放置39年后，直到757年才实施。《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的制定，是大化改新以来，各朝法制建设的必然归结，也是对吸收和消化唐制的结果，标志着日本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完善。至此，日本已成为一个法式完备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
　　大化政府对官僚制度进行改革，改革的原则是“改去旧职，新设百官，及著位阶，以官位叙”。建立的新的封建官僚体制，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位阶制；二是官阶制。
　　以圣德太子的“冠位十二阶”开始，位阶一直是官僚制度的主要内容，大化年间实行19阶制，天智年间增至26阶，但自天武年间开始，亲王、诸王的位阶与诸臣的位阶分设，前者设12阶，后者设48阶。《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中所载的位阶制，是天武朝制定的位阶制的继承和延续。从日本冠位制的具体设置可知，它实际上是与唐朝的品阶制的结合体。亲王称品，诸王、诸臣称位。亲王实行四品制，诸王、诸臣及百官，实行九位制。即亲王设一品、二品、三品、四品4等；诸王、诸臣及百官，从正一位至初位，共分9等，每等又分为正、从两等。从正四位起，正位和从位又各分上下两级。因此诸王、诸臣及百官共30阶。唐朝的品阶制也分为30阶，反映了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
　　关于官阶制，朝廷按位阶贵贱任官。当时，朝廷官制结构基本上依照唐朝制度。天皇之下，朝中权力最大的官职是太政官。太政官的职责与唐朝的宰相相似。太政官由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大纳言组成。在太政官下设八省、一台、五卫府。八省系指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省；一台为弹正台；五卫府为卫门府、左右卫士府、左右兵卫府。中务省主管朝廷礼仪、诏书文案的起草和审理等，它综合了唐朝中书、尚书、殿中等省的职责。式部省似唐朝吏部，掌管全国官吏名籍及官吏的选拔、考课等，治部省的职责与唐礼部相同。民部省相当于唐朝的户部。兵部省与唐兵部相似。宫内省是仿唐殿中省、光禄寺、宗正寺等机构而设置的，主管宫内庶务。
　　地方行政官僚机构也是仿照唐制建立的。仿唐王畿十道制，建立了畿内七道。道之下实行国、郡、里制。
飞鸟文化538～710年）
　　飞鸟文化的历史分期比较模糊，上承古坟文化而下启奈良文化，时代特徵很难把握， 具有过渡时期的复杂色彩。
　　宽泛一点，涵盖佛教公传（538年）至平城迁都（710年）近200年；紧凑一些， 专指推古（593年即位）、舒明、皇极（645年退位）3朝。有些学者在古坟时代 的尾声中略加描述，有些学者在奈良时代的前奏中匆匆带过。此外，美术史家习 惯以大化革新（645年）为界，将之断为飞鸟时代和白凤时代。
　　追溯儒学和佛教东传的源流，这些外来宗教 和思想是飞鸟文化的源泉及灵魂所在；与此同时，外来文明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飞鸟文化的精华尽在其中。 飞鸟时代与此前的古坟时代相比，摄取大陆文化从物质技术转向思想制度，有了质的飞跃；与其後的奈良时代相比，生成文化的手段以生硬模仿为主，尚缺 乏灵活的创意。
飞鸟文化的国际性
　　推古朝至大化改新的历史时期，称为飞鸟时代。相应时期的文化称为飞鸟文化。飞鸟文化带有明显的国际性。大陆移民在飞鸟文化的发展中的作用不能忽视。由于与东亚大陆诸国联系的加强，先进的汉文化也随之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在输入汉文化的过程中，汉族移民起着重要作用。据《新撰姓氏录》记载，畿内地区，共有1182氏，其中外国移民有324氏，占全体总数的1/3。有名的汉族移民有山城的秦氏、河内的文氏，大和的汉氏等。
　　大陆移民大都身怀一技之长，因而受到日本朝廷的重用。根据史籍记载，大陆移民中有掌管国库内藏、大藏的，有担任使节，到朝鲜半岛诸国和中国开展外交事务的。大陆移民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他们将先进生产技术引进日本，如绢、缣、锦等丝纺、土木、水利工程技术。在文教方面，最早将中国典籍带入日本的是一个名叫王仁的学者。他从朝鲜半岛的百济，携带《论语》10卷赴日。王仁之后，不断有学者从朝鲜半岛进入日本。538年，百济圣明王遣使向大和国钦明天皇献释迦佛金铜像一躯，经论若干卷，佛教自此传入日本。554年，五经博士王柳贵、易博士王道良、历博士王保孙、医博士王有祾陀、采药师潘量丰、丁有陀、僧侣昙惠、乐人三斤等自百济抵日，卜书、历本、药物等随之携入。588年从百济东渡的僧侣有聆照、令威、惠众、惠宿、道严、令开、惠聪、道欣、惠弥等人。从高句丽赴日的僧侣有慧慈、昙徵、惠灌、僧隆、云聪、法定等人。建筑寺院的工匠、画工等也陆续自大陆东渡日本。崇峻天皇时，日本首次派遣学问尼善信赴百济考察佛学，并筹建法兴寺。602年，百济僧观勒携历、天文、地理、遁甲方术等书籍移居日本，朝廷选派学生随观勒学习。飞鸟文化正是在大量输入汉文化的前提下应运而生了。
佛教中心的文化
　　飞鸟文化是围绕佛教而展开的。随着佛教的传入，对佛典的研究也日渐开展，其中圣德太子最典型。他身体力行，是笃信佛教的信徒，对佛典进行了研究、讲授和注释，曾主讲和注释过《胜鬘经》、《法华经》、《维摩经》，总称《三经义疏》。
　　圣德太子摄政后，在生驹山脉南端，建造了斑鸩宫。斑鸩地区成为飞鸟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周围地区建造了许多寺院，著名的如飞鸟寺（法兴寺）、四天王寺、法隆寺（斑鸩寺）、中宫寺、法起寺、法轮寺等。法隆寺金堂中的释迦三尊像、药师像，以及该寺梦殿中的观音像，明显地吸收了北魏的技法。中宫寺的弥勒菩萨木雕像则具有南梁风格。飞鸟寺的丈六铜佛像，法隆寺金堂的净土世界壁画，中宫寺的天寿国刺帐，法隆寺的三重塔等，表明了飞鸟文化与大陆文化的渊源关系。
　　飞鸟时代的绘画大多与佛教、佛寺有关。587年百济献佛舍利及造寺工匠，其中包括“画工白加”。他们直接参与营建飞鸟寺。603年6月“始定黄书画师、山背画师”等。609年高句丽僧昙征的到来，是飞鸟绘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不仅首传造纸术，而且还将调制彩色的先进技术带入日本，对飞鸟时代的彩绘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在法隆寺金堂的净土世界壁画等绘画作品就是这一技术结出硕果。
飞鸟时代墨书作品
　　部分保存完好的飞鸟时代的墨书作品，其代表作品有《法华义疏》稿本、造像铭文如《法隆寺药师佛像造像记》、《法隆寺金堂释迦三尊光背铭》、《宇治桥断碑》等等，总体上都保存了六朝遗风，高雅典古、气运厚重，但已渐露和化气象。
佛教法会仪式
在佛教传入的同时，作为法会仪式的乐舞也由从印度经中国和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圣德太子摄政期间，提出“供养三宝，用诸蕃乐”，即把表演传自印度和中国朝鲜的乐舞，定为佛教法会的仪式之一。
六、奈良时代
　　710年，日本天皇迁都平城京（今奈良），开始日本历史上知名的“奈良时代”（710—794），此期间历代天皇注重农耕，兴修水利，奖励垦荒，社会经济得到大为发展，此时的奈良朝受中国盛唐文化的影响，又通过唐朝接受到印度、伊朗的文化，从而出现了日本第一次文化全面昌盛的局面。此时的日本社会俨然处于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中。但此时对后世的积弊也在形成，班田制难以形成，天皇专职国家的经济发生动摇，中央集权体制因内讧逐渐削弱。于794年，天皇迁都于平安京标志“奈良时代”结束，开始“平安时代”。
奈良时代
　　奈良时代(Nara Period) ，始于迁都于平城京（今奈良）的710年，止于迁都于平安京的794年，历经八代天皇。元明女帝是奈良时代的第一代天皇。她死后，还有元正（女）、圣武、孝谦（女）、淳仁、称德（原孝谦）、光仁、桓武。女人在奈良朝占了四代共三十年。圣武这一代几乎是皇后光明子掌政，淳仁这一代也是上皇孝谦的天下。所以奈良朝可以说是女人的天下。
　　此时的奈良朝受海外文化的影响，又接受到印度、伊朗的文化，从而出现了日本文化大力发展的局面。全国大兴造寺、造像，堂皇的绘画、华丽的装饰艺术，今天仍见于奈良的寺院和正仓院宝物中。
　　这个时期由于国家极力保护佛教，因此，佛教文化，特别是佛教美术开始繁荣起来。如7世纪初期开创日本佛教文化的飞鸟文化；7世纪后期独具一格的白凤文化；8世纪中叶在唐代鼎盛期文化的影响下以写实手法体现人类丰富情感的天平文化等等。
　　与佛教美术相媲美，这个时期文化方面的金字塔是《万叶集》。《万叶集》收集了8世纪中叶前约400年间，下至庶民上至天皇所作的大约4500首和歌，如实反映了古代日本人的朴素的生活情感。此外，现在还保存着的日本最古老的历史书籍《古事记》（712年）最古敕撰历史书《日本书纪》（720年）、最古的汉诗集《怀风藻》（751年）等等都是这个时期的文化遗产。
音乐
　　在飞鸟时代时，日本就已从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地传入了仗乐。到了奈良时代，唐乐、渤海乐、林邑乐等大陆乐舞又东传入日本，乃成为流行的音乐。在天武、持统两位天皇时设置了专门的乐官，雅乐寮乐官的设置对日本以后的歌舞、音乐发展有很大影响。据《大宝律令》的规定，在治部省设雅乐寮，雅乐寮设有头、助、允、大允、属，四个等级的官员，并分派专门的歌人乐师学习各种音乐、舞蹈，以在宴会或宗教仪式上进行表演。
　　直到平安初期，来自大陆的乐舞被称为“雅曲、正儛”，而传统的乐舞则叫做“杂乐”。当时在日本的宫廷内不仅表演传统的乐舞，还融合表现各种外来的乐舞，歌人乐师们演奏各种乐器，穿着华丽的服装表演各种乐舞。在天平胜宝三年(753年)，日本宫廷又为女踏歌、女乐设置内教坊，而当时为了配合特技与魔术表演而演奏的散乐亦相当盛行，并成为之后猿乐的雏型。
平城京
　　新建立的平城京是模仿隋唐时代的京城长安，东西长约六公里，南北约四公里。大内与平城宫位于北侧中央，朱雀大路由北向南将京城分为两边，东侧被称为左京，西侧被称为右京，又有数条东西及南北向的大路将城内分为八十四坊，每坊十六坪，其中平城宫占四坊，寺院、东西市、陵墓又占十坊左右。建立时，由各地迁入的人口约二十万人之多，就如身在长安一样。
经济
班田制
　　646年正月，孝德天皇宣布大化改新诏书，正式宣布实行“班田收授法”即班田制。班田制是律令制土地制度的根本法。班田制从它颁布到消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其颁布至742年，第二阶段从743年垦田永世令颁布至800 年，第三阶段从801年一纪一班令颁布至902年。
　　班田制实行班田收授，首先须编定全国的户籍。正仓院所存8世纪初的户籍详细地记述了姓名、年龄、受田额、家属关系、人口数、疾病、贫富等级、租税的课与不课等。户籍每六年编制一次。班田的具体作法是：凡六岁以上公民，由政府班给口分田，男子二段（一段约1983.4平方米），女子为男子的三分之二。官户奴婢与公民相同，家人、私奴婢则给公民的三分之一。有位、有职、有功者，按位的高低，功的大小，班给相应的位田、职分田、功田等。除口分田之外，还相应给以若干宅地和园田，为世业田，若绝户还公。班田每六年一次。所受之田不准买卖，若受田者死亡，由国家收回。
　　班田制在实施之初还算顺利，从646年至713年，共班田十二次。但此后越来越难以维持。这是因为：首先，沉重的租庸调和徭役负担，使大多数公民无法承受而抛弃户籍和口分田逃亡；其次，由于土地不能私有，因此无人垦田，而人口却不断增加，致使无田可班；另外，贵族和官吏营私舞弊，利用掌管班田之权，大量侵占公田，并使自己获得的位田、职田、赐田等变成私有土地。
　　为了鼓励荒地的开垦，增加收入，723年，政府制定了《三世一身法》。规定凡新修沟池开垦的土地，多少不限，允许开垦者三代占有；凡利用原有沟池开垦的田地，只准一代占有。由于农民倦怠，收效不大。但此法的实施却成为国有土地私有化的契机。
　　743年，政府又颁布了《垦田永世私财法》。规定按位阶限定开垦土地面积。一品及一位准垦500町，二品及二位准垦400町，三品、四品及三位准垦300 町，四位准垦200町，五位准垦100町，六位至八位准垦50町，初位至庶人准垦10町，郡司大领、小领准垦30町，主政、主帐准垦10町。申请获准后，三年内必须结束开垦。在以上规定下的垦田，永世归开发者私有。有势力的寺社、贵族、地方豪族均利用此令，大肆垦殖扩大领土，促进了庄园的发展。
租庸调和徭役
　　与班田制相适应，奈良朝的租税实行租庸调制。租按田地面积征收，一段口分田征稻谷二束二把，约占收获量的 3%。庸是代替劳役而交纳的实物。正丁（21～60岁）每年去京城服劳役十天，相应的庸则纳布二丈六尺；次丁（61～65岁）二人的庸布相当于正丁一人。除布外，还可按当地所产交纳米、盐、棉等，并运往中央，脚夫由纳庸户负担。调只限男丁负担，按照正丁、次丁、中男（17～20岁）等不同等级交纳绢、絁、布、绵、染料、油等土特产品。调和庸每年8月中旬开始征收，近国于10月末、中国于11月末、远国于12月末以前上交大藏省，充作中央的费用。
　　除了交纳租庸调之外，百姓还要负担沉重的徭役。
　　兵役是一种很重的徭役。根据大宝令的规定，有四分之一的正丁被指名服兵役。到军团当士兵的被分为十班，每十天轮流值勤，粮食、武器自备，免除其它徭役。若是去京城当卫士则须一年，去九州当防人则长至三年，免除调庸和其它徭役。
　　还有一种徭役是出“仕丁”，每五十户出二人，到京城为朝廷服役三年，免除调庸和其它徭役。至平安时代允许出钱代役。
　　在赋役令中未作出具体规定的徭役称为“杂徭”。正丁每年限六十天，次丁三十天，中男十五天。一般由国司征调，从事官衙、道路、堤坝的修建等，原则上不供饮食。
　　此外还有雇役，即雇佣公民修建都城或耕种官田。虽名为“雇”，但报酬甚少，实际上也是一种徭役。
农业和手工业
　　奈良时代农业有了显著发展。首先表现在生产工具的进步上，铁制农具如铁锨、镬、锄、镰的使用已相当普遍，同时开始使用牲畜，出现了带铁刃的犁和耙。畜力的利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此外，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还表现在生产技术的改进上。如当时的水稻栽培，已掌握了一套完整的生产程序，广泛采用了先进的插秧技术和割茎法。
　　奈良时代的农作物种类丰富。水稻品种可分为糯与粳、早稻与晚稻。除水田外，当时还经营旱作，杂粮作物有大麦、小麦、粟、大豆、小豆、荞麦等，蔬菜有芋、姜、葱、蒜、韭菜等，经济作物有桑、纻、麻、漆、梨、栗等。此外，养蚕也相当盛行。出羽、相模、常陆、上野、下野、武藏等地，都是蚕丝的主要产地。
　　奈良时代手工业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当时手工业有官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两种。官营手工业作坊由中央各寮、司以及国衙、郡衙设置，生产高级手工产品。这些产品专供宫中消费和朝廷使用。家庭手工业作坊则生产较简单的产品。
　　手工业发展中最突出的是纺织业。家庭纺织业以农家妇女为主，一般生产布、絁、绢之类，主要供家庭自用和缴纳庸调。中央设有官营作坊织部司，由挑文师、挑文生负责技术，下属数百户织人，分别生产锦、绫、罗、绮等高级纺织物。为了推广丝、绵织业，朝廷经常派挑文师、挑文生深入全国各地，传授技术。
　　到了奈良时代，日本的造纸技术已相当发达。纸的品种有“谷纸”、“麻纸”、“檀纸”、“宿纸”等。780年遣唐使来唐时，其使者兴能即大使布势清直带来的纸“似茧而泽，人莫识”。他带来的两幅纸，后来被五代文人陶谷看到，陶谷在《清异录》中描绘道：“一云女儿清，微绀；一云卵日光，白滑如镜面，笔至上多褪，非善书者不敢用，意惟鸡林纸似可比肩。”
商业的发展
　　708年，由于武藏国秩父郡发现一种含杂质极少的自然铜“和铜”，日本政府为了纪念“和铜”的出现，改年号为“和铜”，同时以唐朝开元通宝为模式，铸造了一种名为“和同开珎”的货币。这是日本政府发行货币的嚆矢。
　　和同开珎为圆形方廓，表面刻有“和同开珎”四字，直径约为2.4厘米。材料有银、铜两种。由于银的产量太少，709年废止银钱。银币于唐代时有传入中国，在东北地区及西安等地有出土。
　　由于人们已适应了原来的物物交换，所以“和同开珎”在铸造后，使用率极低。为了促进货币的流通，政府于711年颁布了蓄钱叙位令，规定凡是储蓄货币并将货币捐给政府者根据货币数量晋升位阶，如无官位者捐钱五贯即五千枚铜钱，就可获得最低官位少初位下。此后，政府又采取了用钱支给季禄，畿内及其周围各国用钱纳调等一系列措施，鼓励用钱。但由于商品经济尚不发达，除了京城和畿内等地以外，钱币流通不广，交易仍以物物交换为主。
　　奈良时代畿内的难波、泉、宇治、势多等流通经济上的要地，通过淀川水系和陆路的联系，形成了一个流通经济圈——“中央交易圈”。对于当时主要以实物来运作的律令中央财政而言，这个交易圈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和官员将分配到的实物通过这个交易圈换成自己所需物品。
　　当时平城京设有东西市，进行物品的交易。但是仅靠平城京的东西两市还不足以满足朝廷和官员对物品的需求，所以中央交易圈扩大到畿内各要地。政府和官员或在各要地设置庄、所，或派使者前往交易，以获得所需物资。如为建造东大寺专门设置的造东大寺司，在泉津设置了泉木屋所、在宇治设置了宇治司所、在势多设置了势多庄，又派交易使去难波。
　　商品的流通离不开商人。奈良时代平城京的东西两市和畿内各要地的市，都有很多商人活动其间。市中设有市司，专门管理市场的秩序，检查商品质量和价格，商人都在市司注册。
　　除了在中央交易圈内从事贸易的商人外，当时还有一些商人从事畿内和地方的远距离贸易，如漆部伊波。他是相模国的豪族，往来于相模和中央之间，从事贸易，从而积敛了大量的财富。748年，他捐重资建造东大寺大佛，被朝廷授予外从五位下的官位。
　　商人们的贸易活动使各地土特产品得以交流。
文化
佛教的兴盛
　　在迁都奈良之际，有些原来的大寺被迁往新都，如元兴寺、兴福寺、大安寺、药师寺等。但这还远远无法满足统治者的需求，他们大肆兴办佛教事业。奈良时代由国家兴办的佛教事业中，最著名的当推东大寺和国分寺的兴建。
　　东大寺及其卢舍那大佛像是由圣武天皇于740年发愿，于743年开始兴建的。圣武天皇建东大寺和大佛的目的是为了依赖“三宝之威灵”，祈求天下太平，国家富饶繁盛。在兴建东大寺和巨大铜佛像的过程中，花费了庞大的人力和物力，动用了举国的财力，又号召民众自愿出力支持。751年大佛殿建成，翌年4月，由朝廷主持举行盛大的大佛开眼供养法会。
　　所谓国分寺即是设在各国国都的寺院，有比丘住的国分僧寺和比丘尼住的国分尼寺。修建国分寺的步骤，大致分为如下三步：第一步是737年3月，诏令每国造丈六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和左右配置的菩萨两躯。当时虽然还没有国分寺的名称，但因这个释迦像可以认为是国分寺的主佛，所以此举当是修建国分寺的先驱。第二步是740年6月，令每国抄写《法华经》十部，修建七重塔。这是以《法华经》第四《法师》第十为依据的，实际上就是国分尼寺的前驱。第三步是741年2月，诏令各国设置僧尼两寺，僧寺置僧20人，名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尼寺置尼10人，名为“法华灭罪寺”。前者是根据《金光明最胜王经• 四天王护国品》第十二所说，为的是消除国家的灾祸，祈求四天王保护；后者主要是为了比丘尼灭罪行善使诵《法华经》而修建的。国分寺在建造中并不顺利，由于各地政府在饥谨、疫病流行之后，财力不足，民力疲敝，建寺造塔工作进展缓慢。直到770年，这一造寺工作才基本结束。实际上，有些地方的国分寺并非新建，只是旧寺的利用或改造。
　　都城奈良的东大寺与地方上的国分寺之间，在组织上并无上下所属的关系，但因为东大寺在中央，由天皇组织修建，而国分寺在地方，由国司监造和监管，所以不仅在佛教信仰上存在密切关系，而且在形式上也有上下所属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东大寺也称“总国分寺”。
　　奈良时代的寺院分为国家的大寺、国分寺及属于私人寺院的“定额寺”、普通的私寺等。国家的大寺，是据历代天皇和皇室成员“敕愿”建造的，也称为“御愿寺 ”，如称为“南都七大寺”的东大寺、兴福寺、元兴寺、大安寺、药师寺、西大寺、法隆寺。“定额寺”是为定额所限而得到朝廷承认的大寺，是由官吏或贵族修建的，其管理和维修需由国司和造寺施主共同负责。
　　寺院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天皇、政府和贵族的施舍，包括土地、封户、奴婢及财物等。如749年，东大寺兴建接近完成时，天皇施给东大寺垦田100町，不久又诏定垦田限额可达4000町，前后施封7500户，另施给奴婢达400多人。
　　奈良时代，随着起源于日本本土的佛教以及和从印度经中国和朝鲜传入的佛教宗派的不断传入，逐渐形成了六宗：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佛教史上称之为“奈良六宗”，相对于平安时代的京城（今京都），又称“南都六宗”。奈良六宗与平安时代以后出现的诸宗相比，更注重经典学问的研究。僧侣常兼数宗之学。
　　三论宗以主要研习龙树《中论》、《十二门论》、提婆《百论》三部佛经而得名。起源于印度，后由鸠摩罗什传入中国。至隋代的吉藏而集大成。625年，吉藏的弟子高丽僧人慧灌将三论宗传入日本，后由法隆寺的智藏、大安寺的道慈发展成为日本古代佛教的重要宗派。
　　成实宗研习印度诃梨跋摩所著《成实论》，依附于三论宗传入日本，在日本未成为独立的佛教宗派。
　　法相宗亦称唯识宗、有相宗、慈恩宗等，由唐玄奘及其弟子窥基创立。主要继承古印度瑜伽行派学说，所依经典据称为六经十一论。653年，道昭入唐从玄奘学此宗，归国后以元兴寺为中心传法，为法相宗第一传。658年，智通、智达乘新罗船入唐，也师从玄奘学法相宗，回国后亦在元兴寺传法，为法相宗第二传。第一、二传又称南寺传。703年，在日本的新罗僧智凤、智鸾、智雄奉敕入唐，从智周学法相宗，归国后弘传此宗，为法相宗第三传。716年玄昉入唐亦从智周学法相宗，为法相宗第四传。第三、四传又称北寺传。
　　俱舍宗主要研习印度世亲著《阿毗达摩俱舍论》，道昭、智通、智达、玄昉等人将法相宗传入日本时同时传入，它是法相宗的附宗。
　　华严宗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因唐时创始人法藏受武则天赐号“贤首”，故又称贤首宗。736年，唐僧道璇将华严宗章疏传到日本。740年新罗僧审祥到日本宣讲宗义，传法于日僧良辨，以东大寺为根本道场，开创了日本的华严宗。
　　律宗以研习及传持戒律为主，以《四分律》、《梵网经》为宗义。天武天皇时道光归国首传，736年唐僧道璇抵日宣讲戒律。754年鉴真抵日，于东大寺设坛传戒，继而又创设戒坛院。鉴真成为日本律宗的始祖，于759年创建唐招提寺，为该宗的总本山。
　　综观奈良时代的佛教，有如下特点：在国家直接控制之下，被作为镇护国家的要法。与政治关系比较密切，僧侣染指政治，朝廷对僧侣待遇优厚。寺庙均建于城市中，被称为“都市佛教”。奈良佛教的制度逐步完备，从僧官设置、僧位授予、僧尼的品行衣食住行等均有详细规定。
儒学的影响
　　奈良时代儒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治政理念。日本早期儒学曾影响当时日本社会各领域，而其最主要的影响则是为日本古代天皇制国家提供了政治理念。
　　奈良朝虽然积极地推崇和信仰佛教，但从总体上看，其治政的指导思想，是以儒家政治贯彻始终的。儒家政治的核心内容，其一是“政在养民”。把富国安民的基点，放在农村的安稳和农民们摆脱贫困上。奈良时代“农者天下之本”的思想，始终成为统治者治政的首要大事。其二是“简人任能”。对于各级官吏的选拔、政绩良劣都十分注意。其三是“俭约”。儒家认为，帝王崇尚俭约，则民心不乱，国可兴盛。奈良时代虽然大造佛像，用尽国库，但从全面来看，历代天皇均比较注意俭约。
　　（二）官吏的选拔和考核。奈良时代官吏的录用考试模仿唐朝，也是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等六科。生源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学校的学生。大学寮是中央学校，国学是地方学校，它们既是培养官僚的教育机构，又是日本儒学的传播体系，其教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儒学经典。如大学寮设有明经道（儒学科），教科书有“九经”，即《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孝经》和《论语》，这些教科书必须使用规定的注释本。
　　奈良朝和唐朝一样，特别重视对官吏的考核，并根据考核的成绩，进行升降、褒贬。官吏的考核，由各级管理的长官进行，考核内容包括德行的考核以及工作的考核。考核德行时依据的是儒家的德义、清慎、廉洁、恪勤。
　　（三）对人们道德生活的影响。奈良时代儒学不仅为统治者提供了治政理念，儒学道德“孝”道还渗透到了民间，影响了人们的道德生活。
　　在中国，儒家把“孝”提高为最基本、最重要的德目之一。在儒家学者看来，“孝”不仅指在生活上赡养父母，还要无条件地顺从父母。在日本，儒家经典传入之后，并不存在上述意义上的“孝”的道德观念。日本统治者倡导“孝”道，主要是在进入奈良时代之后。中央和地方统治者通过制定法令和采取行政措施对“孝”道予以宣扬，使其逐渐渗透于统治阶级与民众之间，“孝”道成为公认的道德规范。
文学发展
　　奈良文学中，最有价值的当属和歌《万叶集》和汉诗《怀风藻》。和歌与汉诗相对，和歌指日本的民族歌谣，汉诗指从中国传入的诗体。
　　完成于奈良末期的《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早的和歌集，共20集，收录了4~8世纪间的长歌、短歌、旋头歌4516首，据说其编者是大伴家持。《万叶集》中的文字均用汉字标音，即“万叶假名”，标志着日本假名文字的草创。集中收录和歌的作者既有天皇、贵族、僧侣和文人，也有农民、士兵和民间歌人等。内容主要吟咏爱情、劳动、自然景物，也有神话传说等。
　　751年编成的《怀风藻》是日本人创作的第一部汉诗集，一卷，编纂者不详。共收录了天智朝至圣武朝64位诗人的120首汉文诗。诗风受中国六朝诗及唐初王勃、骆宾王等的影响颇深。全集除7首七言诗外，其余100多首均为五言诗。作者有皇族、朝臣和僧侣等，如大友皇子、大津皇子、文武天皇、长屋王、藤原不比等父子、丹广成、淡海三船、石上宅嗣等人。其内容主要表现宫廷的饮宴、仪礼等公事性活动，为天皇歌功颂德。
　　在奈良文学中，还有一些值得鉴赏的传记与小说。传记如淡海三船的《唐大和上东征传》、思托的《延历僧录》，小说如无名氏的《蒲岛子传》等，在日本文学史上均占有一席之地。
　　《唐大和上东征传》又称《鉴真过海大师东征传》、《鉴真和上东征传》，淡海三船所著，于779（宝龟十）年成书。记述了鉴真应日僧容睿、普照等邀请东渡，几经挫折到达日本，传布律宗，于东大寺设戒坛，建唐招提寺等经过。
　　《延历僧录》为鉴真的弟子思托所著，于788（延历七）年成书，其立传不限于僧侣，涉及帝王、皇后、官吏、居士等。
　　《蒲岛子传》成书早于《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汉文小说。它用和式古汉语写成，其题材与文体样式，皆类似于中国唐代的“传奇”。
建筑特色
　　奈良时代的建筑，受隋唐时代的影响极大。主要表现在平城京的建设和佛寺的建造上。
　　平城京的面积虽然只有长安城的四分之一，但如前所述，其结构与长安城极为相似。
　　佛寺的布局和建筑风格也非常接近唐朝寺院，如正殿都在寺院的中心位置，正殿前有中门，中门前有对称的一对塔。在鉴真的设计下修建的唐招提寺，尤其受到了唐式建筑的影响，明显体现出唐朝风格。
　　此外，住宅建筑也有向唐学习的趋势。如724（神龟元）年太政官上奏，为了显示京城的壮丽，凡五位以上官员的府邸和殷实庶民的住房都要把原来的板屋草舍翻改成瓦舍，并涂以赤白之色。
绘画与雕刻
　　奈良时代的绘画作品主要有佛画、反映世俗的风俗画、山水画，都受到唐绘画的极大影响。
　　佛画强烈地体现着唐代的画风。如奈良法隆寺金堂内的壁画，在四个最大的壁画上画着四个天界的景象，在每一天界的中央是主佛法座，周围则画有众菩萨及四天王，上面画有宝盖，宝盖左右各有一个飞天。这样的题材和构图与敦煌壁画如出一辙。
　　世俗题材的风俗画和山水画也很有水平，其中与贵族阶层生活相关的屏风画尤为突出。764（天平宝字八）年捐入东大寺的圣武天皇收藏品中，就有大量屏风画，这些屏风画中有风俗画《舞风屏风》、《子女画屏风》、《素画夜游屏风》、《鸟毛立女屏风》、《大唐勤城楼前观乐图屏风》、《古人宫殿屏风》等，山水画《山水屏风》、《古样山水画屏风》、《国图屏风》等。
　　奈良时代的最出色的美术作品是佛像的制造，即所谓天平雕刻。当时的雕刻种类甚多，有泥塑、干漆、铜、银、金、石、砖、木等。前期以金铜造、脱干漆造为主，后期以木心干漆造和泥塑造为最胜。泥塑、干漆法都是直接吸收了唐代的技艺。
　　天平雕刻的代表作是东大寺的卢舍那佛，该佛像高1.6丈，背后雕刻有864个小佛，雕刻技艺高超，是现存世界最高的铜铸佛像。
　　此外，唐招提寺的佛像群亦是天平雕刻的杰出作品。
乐舞发展
　　在飞鸟时代时，日本就已从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地传入了仗乐，仗乐其实是源于中国之踏歌。到了奈良时代，唐乐、渤海乐、林邑乐等大陆乐舞又东传入日本，乃成为流行的音乐。在天武、持统两位天皇时设置了专门的乐官，雅乐寮乐官的设置对日本以后的歌舞、音乐发展有很大影响。据《大宝律令》的规定，在治部省设雅乐寮，雅乐寮设有头、助、允、大允、属，四个等级的官员，并分派专门的歌人乐师学习各种音乐、舞蹈，以在宴会或宗教仪式上进行表演。
　　直到平安初期，来自大陆的乐舞被称为“雅曲、正儛”，而传统的乐舞则叫做“杂乐”。当时在日本的宫廷内不仅表演传统的乐舞，还融合表现各种外来的乐舞，歌人乐师们演奏各种乐器，穿着华丽的服装表演各种乐舞。在天平胜宝三年(753年)，日本宫廷又模仿唐制，为女踏歌、女乐设置内教坊，而当时为了配合特技与魔术表演而演奏的散乐亦相当盛行，并成为之后猿乐的雏型。
　　奈良时代，外来的乐舞和日本民族的传统乐舞并存，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大宝年间，朝廷设立雅乐寮，掌管“文武雅曲正舞”。雅乐寮下设和乐、唐乐、三韩乐和伎乐，和乐占绝对优势。随着遣唐使的往返，唐代盛行的乐舞大举东传，到了天平年间，唐乐跃居首位。
　　当时传入日本的唐乐有壹越调、平调、双调、黄钟调和般涉调等。曲目有《秦王破阵乐》、《太平乐》、《万岁乐》、《兰陵王》、《柳花苑》、《喜春乐》等一百多种。
　　大批乐器亦在此时传入日本，主要有琴、瑟、筝、五弦琵琶、尺八、笙、排箫、竽、鼓等。其中一部分至今还保存在正仓院。
　　唐代的音乐理论随着《乐书要录》等著作的东传和音乐家的交流，也传入日本。
对外交往
8世纪的东亚形势
　　8世纪前后是东亚各国相对统一的时代，各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均田制和由它脱胎而来的班田制、丁田制，先后形成了较为强大的封建的中央集权国家，至8世纪中叶达到发展的顶峰。
　　675年，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结束了半岛上三国鼎立的时代。统一的新罗在唐帝国律令的影响下，进一步完善了中央集权封建国家政治体制；在土地制度上模仿唐的均田制实行丁田制；在文化上向唐派出大批留学生，自觉地吸收唐文化。8世纪日本与新罗曾多次交换使节，但由于日本对新罗采取大国主义姿态，将其当作属国看待，所以双方关系恶化。
　　7世纪末靺鞨族首领在今中国吉林敦化县附近的敖东城建震国。713年，唐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自此震国改称渤海国。渤海国曾多次向日本派出使节。从日本史书留下的大量的渤日通聘资料来看，双方的态度是友好的，而渤海国方面尤为积极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渤日政治关系中，始终贯彻着这样一个矛盾，即日本以 “上国”自居，要求渤海臣服，而渤海国则坚持对等外交。
与唐朝的交流
　　奈良朝与唐朝的交流主要是通过遣唐使来完成的。
　　在日本史料中，遣唐使早期称为“遣唐大使” 、“西海使” 、“入唐使” ，后来才正式称作“遣唐使”。与一切其他国家的使节一样，唐朝称之为“朝贡使”。
　　从630年至894年，日本遣唐使的任命次数，有18次 、19次 、20次等诸说。其阶段的划分也有两期、三期、四期等不同划分。从其派遣目的来看，两期划分法较为合适。前期从630年至669年，一般由2艘船组成，乘员约250 人左右。主要是为了解决朝鲜问题，力图维持其在朝鲜半岛南部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可以说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派遣的。后期从702年至894年，船只增至4艘，乘员超过500人。主要是为了全面而系统地输入大唐的先进文化，以促进自己国家的迅速发展和进步。
　　遣唐使团成员包括：（1）官员。大使一人、副使一至二人、判官一至四人、录事一至四人。有时在大使之上另设押使或执节使一人。他们负责对唐的外交、贸易以及代表团的日常生活等事务。押使、执节使、大使和副使，是能否完成任务的关键人物，选任甚为谨慎。除具有外交才能外，还须有堂皇的仪表，优雅的风度，以及有关中国的知识和礼仪方面的较深修养。（2）随行人员。有留学生、留学僧、还学僧、请益生、知乘船事、译语、主神、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射手、船师、卜部、音声长、音声生、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船匠、柁师、挟杪、傔人、杂使、水手长、水手等。
　　遣唐使团集中了当时日本外交、学术、科技、工艺、音乐、美术、航海等方面的优秀人才，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完成外交使命、吸收先进的唐朝文化、提高航海的成功率。
　　遣唐使赴唐的航线主要有三条。前期多走北路，后期则改走南岛路或南路。（1）北路。这是自汉和三国以来，中日交通的早期航线。从难波、北部九州的筑紫起航，经壹歧、对马岛至济州岛，然后沿朝鲜半岛西南沿岸北行，自汉江口、瓮津半岛起，折而向西，横渡黄海，至山东半岛之登州或莱州登陆。或自汉江口继续北行，越过鸭绿江口，西航，到辽东半岛之南端，通过庙岛列岛，到登州。此路航期长，但多沿海岸航行，较为安全。（2）南岛路。由北九州的筑紫沿九州岛西海岸南下，经奄美岛、琉球，越东海直达长江口岸。（3）南路。由北部九州的筑紫横渡东海，到达长江口岸。南岛路和南路航期虽比北路短，但海难事故较多。
　　遣唐使团成员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饱学之士，或有某种高超技艺的人才，他们将在唐期间学得的先进文化技术带回日本，对日本的制度、法律、宗教、教育、文学、乐舞、书法、工艺美术、史学、医药、历法、建筑、体育娱乐、衣食风俗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遣唐使除了带回先进的文化技术之外，还带回了许多珍货宝物，有些现在还保存在奈良的正仓院。他们的贸易活动在客观上促进了当时的中日物质交流。
与渤海国的往来
　　渤海国的创立者大祚荣在世期间，曾努力加强与唐朝中央政府的联系，但在他死后，他的继承人大武艺却滋生了摆脱唐朝中央政府的倾向。大武艺之弟大门艺，因为力主与唐朝中央政府合作而受到大武艺的迫害，不得已出奔长安。为了对抗唐朝中央政府和从背后牵制与唐和好的新罗，大武艺便试图争取与新罗交恶的日本结盟。 727年，大武艺派遣高仁义使日，希望与日本结援。
　　735年大武艺又与唐朝修复了关系。但是，渤海国与新罗的矛盾却日益加深。为了牵制新罗，渤海国又多次遣使赴日。
　　762年，唐朝册封渤海王的官爵由“郡王”升格为“国王”，同时渤海王被授予同新罗王同等的官职检校太尉。渤海国与唐朝中央政府关系的日益好转以及东亚国际形势的趋缓，使得渤海国的对日本外交出现了转机，由政治目的转为经济目的。与前期出于政治目的的遣使相比，后期出于经济目的的遣使规模有所增大。渤海国的遣使赴日交易一直延续到平安时代。
　　在奈良时代，渤海国先后派遣使节赴日，共有13次。人数最多的1次是746年，使团成员1100余人，船只最多的1次是771年，325人乘17艘船抵日。
与新罗国的关系
　　奈良时代，新罗遣使日本22次，日本遣使新罗16次。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交往虽然一直没有中断过，但矛盾和摩擦不断。
　　722年，新罗在京城的南部建毛伐郡城，以截断“日本贼路”。731年4月，日本兵船三百艘，越海侵入新罗东部边境，两国在海上交战。738年、742年、743年新罗的三次遣日使均在大宰府被阻。
　　759年，大权在握的藤原仲麻吕开始计划征讨新罗，企图重温侵略朝鲜半岛的迷梦。6月，他命令大宰府制定征讨新罗的作战书，9月又命令各道在三年内制造 500艘战船。761年，命美浓、武藏两国的40名少年学习新罗语，此后又在各道任命节度使，积极为征讨新罗做准备。后来由于藤原仲麻吕的势力下降、民意不从等原因，最终征讨新罗计划废止。
　　由于奈良时代日本和新罗关系的不断恶化，进入平安时代不久的799年后，日本与新罗的官方往来正式中止，取而代之的是商人的民间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