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简介（二）

七、平安时代
        平安时代(Heian Period) 是日本古代的最后一个历史时代，从794年桓武天皇将首都从奈良移到平安京（现在的京都）开始，到1192年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一揽大权为止。在奈良朝末期，朝廷与贵族势力之间的矛盾激化。为了削弱权势贵族和僧侣的力量，桓武天皇于784年决定从平城京迁都到山城国的长冈（今京都市），在那里筹建新都，命名为平安京，希望借此获得平安、吉利、安宁与和平。由于平安京于794年完工，故史家常把794年作为平安朝的开始（也有一说784年决定迁都的时间作为平安朝的开始）。平安时代的称呼来自其国都的名字。
平安时代介绍
时代简介
　　平安时代之前的时代是奈良时代，它之后的时代是鎌仓时代。平安时代是日本天皇政府的顶点，也是日本古代文学发展的顶峰。同时佛教得到发展，且发展了日本独自的国风文化。
平安时代概述
　　天应元年（781年），桓武天皇即位。自此开始推行新政，一扫佛教政治的流弊，将律令政治推向了前台，这标志著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天皇迁都平安京，奠定了后来1100年间作为日本首都的基础，日本史上一般都很重视这次迁都，以此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志。与前代的奈良时代相呼应，把自此开始到镰仓武家政权成立以前的400年称为平安时代。 平安时代(Heian Period) 是日本古代的最后一个历史时代，它从794年桓武天皇将首都从奈良移到平安京（现在的京都）开始，到1192年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一揽大权为止。在奈良朝末期，朝廷与贵族势力之间的矛盾激化。为了削弱权势贵族和僧侣的力量，桓武天皇于784年决定从平城京迁都到山城国的长冈（今京都市），在那里筹建新都，命名为平安京，希望借此获得平安、吉利、安宁与和平。由于平安京于794年完工，故史家常把794年作为平安朝的开始（有的把784年决定迁都的时间作为平安朝的开始）。平安时代的称呼来自其首都的名字。它之前的时代是奈良时代，它之后的时代是镰仓时代。平安时代是日本天皇政府的顶点，也是日本古代文学发展的顶峰。在平安时代中武士阶层得到发展，到这个时代的后期，武士阶层从贵族手中夺取了权力，后来建立了幕府。
历史详述
迁都平安与桓武朝的改革
　　公元781年桓武天皇(公元781年—公元808年在位)即位。为了推进改革，他在打倒僧道镜而取得统治实权的藤原种继(公元738年一公元785年)支持下，于公元784年迁都山背国(今京都府中南部)的长冈，离开了贵族和大寺院等守旧势力盘根错节的平城京。守旧势力企图加以阻止，将倡议迁都者藤原种继杀害，但是大伴氏、佐伯氏、丹治比氏等阴谋分子旋即受到严惩。延历13年(公元794年)都城又从长冈迁到山背国的葛野，称平安京(今京都)，从迁都平安至公元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的400年期间，史称平安时代。平安时代以后，京都仍是日本的都城，直至明治维新时。
　　桓武天皇积极维护法制，刷新新地方政治。公元786年制定国郡司考绩条例16条，用以考核地方官吏政绩，打击贪官污吏。延历16年(公元797年)新设勘解由使，责成其严格监督新任国司与前任的交接事宜，起到整饰地方官纪的作用。另外任用有才能者为郡司，突破谱第禁区，还大力裁减编外国司郡司。
　　社会经济制度方面也进行了改革。桓武天皇鉴于班田收授制度在其实施上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乃将班授时间从6年一班改为12年一班，他还实行贷稻(出举稻)制和改革良贱制度，将出举稻的利率从50%降至30%；公元789年承认良贱之间通婚为合法，所生子女为“良民”。良贱制度修改是从法律上取消奴隶制度的一个重要步骤，在此基础上，10世纪初醍醐天皇统治时期(公元898年—公元929年)终于法律明定废除奴隶制。
　　在军制方面，由于公地公民制在瓦解，公民兵制已行不通，延历11年(公元792年)桓武天皇乃废除边境以外各地的征兵制，而代之以从郡司子弟和富裕者中招募的“健儿制”。[注3]桓武朝改革使农民的债务负担和徭役负担相对地有所减轻，奴婢逐步得到解放，这应视为班田农民和奴隶长期以来进行各种形式斗争的另一成果。
　　桓武朝的改革使封建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有所增强，天皇制集权国家的权威得以保持。自公元789年起桓武天皇三次用兵东北虾夷地区，第三次时任命坂上田村麻吕(公元758年—公元811年)为征夷大将军，延历21年(公元802年)田村麻吕率军4万往征，确保了北上川中游胆泽之地，在此筑胆泽城置镇守府；803年又在胆泽城以北筑志波城，从而巩固了这个地区的封建统治。桓武天皇也曾向日本海方面出羽开拓疆土，势力达到能代川流域。
嵯峨等朝的改革
　　桓武朝以后诸代天皇也进行了改革。嵯峨天皇(公元809年—公元822年在位)为加强天皇权力，提高工作
　　效率，对政府机构进行了整顿，设置“藏人”和“检非违使”。这两者都是令里没有规定的官职，故称“令外官”。藏人侍于天皇左右，掌管机密文件，传达天皇诏效，检非违使执掌京都军事、警察、审判事宜。这两个原属临时性的官职后来改为常设，置藏人所和检非违使厅，权限越来越大。随着不断改革，原有许多律令内容已经过时，条文需要不断修改，嵯峨天皇命制定“格式”，取年号名《弘仁格式》。“格”是经过修改的律文，“式”是为律文之应用所做的种种细目规定。淳和朝于天长10年(公元833年)修成养老令官撰注释书《令义解》10卷，统一和固定了令的解释，并具有令的同等效力。清和朝于贞观11年(公元869年)制定《贞观格式》(格12卷,式20卷)，还进一步改进了宫廷仪式。这样，桓武之后的几个天皇企图通过设置令外官和制定格、式，为重建和维持动摇了的律令制作了不懈的努力。
　　封建统治阶级虽然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但是作为早期封建国家掠夺农民的土地制度——班田制的崩溃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进入公元9世纪，班田制已难以推行，征课庸调已无意义。桓武改革之后，京畿地方从公元810年至公元827年的17年间甚至没有举行过班田，而从公元828年班田到下一次班田(公元881年)更整整经历了53年的岁月。
田堵制的出现
　　由于班田制的崩溃，国家为保证财源，便不得不采用新的租赋征课方式，‘田堵制’(负名制)于是出现。田堵制就是让较殷实的农户每年承包一定面积耕地的经营，担负纳租责任。这种承包人称“田堵”（亦作“田刀”、“田部”)，所承包的耕地称为“负名”，“田堵”承包耕地每年春天要向国家提出申请书（“请文”）订立契约。田堵制的采用，一方面表明在班田停止后国家力图通过这种方式来阻止土地归农民所有，继续维持土地国有制；另一方面又表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8世纪中期以来班田农民斗争的成果，即承认了农民对实际耕作的土地的占有。“田堵”一词似乎就是来源于土地占有者在其所占土地的周围筑堵（墙）的习惯。当然由于规定契约一年一换，说明田堵的这种土地占有还是很不稳定的。随着田堵制的推行，政府征课租赋已不再按照公民户籍上的人头，而是按照登记在土地册上的田堵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了。
　　田堵制大约出现于公元9世纪，后来田堵由于坚持斗争，得以逐步加强耕地的占有权，对耕地的占有相对稳定，给所占土地加上自己的名字，称为“××××名”。于是产生了“名田”，它的所有者称为“名主”。“名田”可以继承和转让，“名主”对“名田”的这种权责称为“名主职”。“名田”一般是1至3町，个别的才达十几町或几十町，因而所有者有小名主（小名田堵）和大名主（大名田堵）之分。小名主是富裕农民、自耕农，基本依靠自家劳力耕种名田，劳力不足者将部分名田租给“小百姓”、“作人”、“名子”等贫困农民。大名主是“领主名主”，多在边疆地带。他们的名田经营方式不尽一致，或全部出租，或部分出租，没有出租的部分作为直营田自耕。在直营田里往往以具有半奴隶式依附农民身份的“下人”充作主要劳力。名主虽然有大小之分，包括不同阶层，但在对国家的关系上他们的立场基本一致，因为国家对他们都同样征租和征调徭役。
封建领主等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
　　10世纪以后，有别于自垦地型庄园的寄进型庄园逐渐增多。这是指通过接受“寄进”（进献）土地形成的庄园。原来地方开发领主为得到权力的庇护和借助这种权力使自己的庄园不输不入化，便往往把自己的庄园进献给中央贵族和大寺社，奉之为领主，称之为“领家”，分给庄园年贡的一部分，自己则保留“下司职”或“预所职”（均指庄官）留在原地，管理庄园。如果“领家”以为自己的权势仍不足以同国司抗衡，则将庄园进献给更有权势的贵族，奉之为“本家”，于是“本家”成了更高一级的领主。从而在庄园内部形成“本所职”一“领家职”一“下司职”这种层层瓜分年贡，土地的等级所有的体制。
　　这种土地等级所有制，由于进献者和受献者之间没有建立以私人武装组织为基于的严格等级关系（主从关系），所以得不到强有力的保证。进献者和受献者间只是寄进契约所规定的关系，而这种规定主要是保证进献者（开发领主）在庄园里的实力地位。实际上，“本家”、“领家”等各级领主大多是名义上的领主，充任庄官的开发领主才是庄园的实际所有者。他们不只掌握庄园经济、行政、司法等权力，而且也是庄园武装力量的组织者。庄园领主能不能顺利地调动庄园武力，完全取决于庄官的态度。
　　这个时期庄园的农民已经成为庄园的专属农民，即“庄民”。庄民生产粮食、农副产物、山林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这些产品除满足庄民本身需要外，还供应住在奈良、京都的庄园领主。这表明，庄园经济是一种农业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整个庄园便是一个同外界很少联系的经济整体。
　　公元12世纪，庄园领主制确立起来。封建庄园占全国土地之半，而所剩余的一半土地由于“知行国”制的确立，也逐渐封建领地化了。“知行”意为对土地财产的直接支配。“知行国”或“领国”是指特定的个人（皇族、廷臣、后来也包括“武家栋梁”）拥有知行权的国（地方），实际就是采地。至公元13世纪，这些知行国进一步变成了皇亲、权贵和武家的世袭领地。
封建经济的发展
　　公元10世纪以后，铁制农具和使用牛马耕作在田堵、名主中已普及，水稻生产方法获得显著进步。如实行播种前浸种、插秧、开始用水车灌田，还懂得田间除草、利用稻架晒干的干燥法等等，水稻产量因之有了提高，从前国家从农民那里充其量只能收缴产量3%的租，而现在庄园领主却能够从名主那里征收产量30%的贡租。公元10世纪的日本古辞典《倭名类聚妙》中列举的旱田作物（粮食和菜蔬）多达70种（14），证明这一时期旱田作物也得到显著发展和普及。
　　农业同手工业的分工扩大了。在古老城市奈良、京都和一些庄园附近的手工业作坊，拥有掌握特殊技能的工匠：织匠、木匠、泥瓦匠、刀匠、炉匠、漆器匠、金银器匠、佛像铸造匠等等。这些工匠或按订货生产，或从事寺社和官衙的建造、修理工作。商业也有发展。在奈良和京都，从市集商业已发展到店铺商业，出现称作“市人”、“市女”的独立商人。在地方，寺社门前和庄园要地都开辟了定期集市，出现称作“贩夫”的独立商人。在水陆要地出现了称为“津屋”、“问”一类的栈，经营货栈的“问丸”（往往是经济力量雄厚的名主）为庄园保管、运送年贡或代理贩卖，收取手续费。在物资集散最繁盛的淀川沿岸这类货栈特别多。
摄关政治的出现
　　在公地公民制破坏的同时，天皇政治（律令政治）也危机四伏，其标志之一就是藤原氏摄关政治的出现。早在奈良末期僧侣政权垮台后，贵族势力复又膨胀，以大化改新功臣自居的藤原家的势力恢复显著，尤以其四家中之北家一直扶摇直上，至9世纪下半期，竟达到建立摄关政治，独揽朝政的地步。
　　作为最大的权门贵族，藤原氏一直受到天皇政府的优厚赏赐，以接受“职分田”、“位田”、“职封”、“位封”和临时赏赐的名义，获得大量土地、劳力和财富，远胜他人。这是藤原氏政治发家的经济基础，但能攫取最高权力，主要是靠不断玩弄权术打击他氏，以及同皇室联姻取得外戚身份的手段。公元9世纪初，藤原冬嗣(公元775年—公元826年)在被任命藏人头之后，立即将其女儿送进宫中作仁明天皇女彻，因其女生文德天皇（公元850年—公元857年在位）获得天皇外祖父身份。冬嗣之子藤原良房（公元804年—公元872年）如法炮制，也将其女送进宫中，从而成为清和天皇（公元858年—公元875年在位）的外祖父，再通过制造“承和之变”和“应天门之变”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压倒政敌。结果先则于公元857年以文德天皇母舅身份破例当上非皇族身份的第一个太政大臣，继则翌年以太政大臣身份为幼小外孙清和天皇“总摄庶政”，进而于贞观8年（公元866年）正式获得“摄政”称号，开始了名副其实的人臣（臣下）摄政。良房之后，其养子藤原基经（公元836年—公元891年）任摄政，并于公元887年被刚即位的宇多天皇赋予总揽国政全权。诏书说：“其万机巨细，己统百官，皆先关白太政大臣，然后奏下。”“关白”一词出自《汉书》，系“禀报”之意，在日本不久便变为官职之名。这样，藤原氏便开创了日本史上“关白政治”这一特殊政体，即以外戚身份在天皇年幼时作“摄政”，天皇成年后作“关白”的政体。
　　以藤原氏为代表的官僚贵族集团的统治已完全失去进步性，政治上腐朽，生活上堕落。他们追求的是富丽堂皇的宫殿、神社和当作别墅用的佛寺、盛大的节日仪式、游宴、装潢贵族老爷身份的文学和音乐，对于满足这种奢侈生活来说，来自国家的庞大收入犹感不够，于是便大搞卖官政治。对于能够出钱承包工程的人，按其出钱多少卖给国司及其以下相应的官职。国司一职最有贪污发财的机会，许多官僚贵族纷纷通过贿赂藤原氏弄到兼任国司之职，身在京都，派代宫赴任，称为“遥任”。国司毫不顾及生产，在国衙领内放任代官搜刮人民，因此有“受领”绰号。当时流行着“受领跌个跟斗也要抓把土”的说法，形象地说明了国司的贪婪。
武士团的叛变与源、平两氏的崛起
　　公元1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发生了两大叛乱事件——“平将门之乱”与“藤原纯友之乱”。前者发生在承平5年（公元935年），后者发生于天庆2年（公元939年），故史称“承平、天庆之乱”。平将门( 一公元940年)属于桓武平氏一族，定居下总地方，公元935年同族发生内讧，朝廷进行干预。为此他纠集反抗国衙的关东武士驱走关东北部地方官，公元939年宣布关东八国独立，在下总猿岛筑起宫殿，自称新皇。惊慌的朝廷于公元940年派军征讨，但征讨军末到，叛乱已被平氏同族平贞盛和下野押领使藤原秀乡平息，这两人都是地方武士。藤原纯友( 一公元941年)是伊豫国(今四国爱援县)的“椽”（三等官），承平5年（公元935年）率千余只船发动叛乱，袭击淡路、赞歧两国国府，迈进九州大宰府。公元941年被源经基平息。“承平、天庆之乱”说明，朝廷已无力镇压叛乱，必须借助地方武士的力量了。从这时起，地方武士的实力也开始得到中央的承认。
　　此后，又发生了开始于房总而又迅速扩展到上总、武藏地方的“平忠常之乱”(公元1028年—公元1031年）。朝廷在派出的将领表现无能之后。又改派了清和源氏一族的源赖信（公元968年—公元1048年），迅速解决了问题，据说源赖信之名使平忠常丧胆，不战而降。从此，平氏势力在关东便被源氏取代。二三十年之后，东北地方相继发生安倍、清源两氏的叛乱——“前九年之役”（公元1051年—公元1062年），实际是12年。与“后三年之役”（公元1085年—公元1087年）。由于朝廷先后起用了源赖信之子源赖义（公元998年—公元1075年）及其孙源义家（公元1039年—公元1106年），两次叛乱才得以平定。源氏势力从关东地方又扩展到东北地方。在这期间，源氏同关东武士“生死与共”、“团结如一”地进行了战斗，结下牢固的封建主从关系。源义家威名大振，越来越多的关东地方在乡领主、名主象从前对待藤原氏摄关家那样，向源氏寄进土地，请求保护，朝廷对此感到恐惧，以至发令禁止。原来仅仅由出身畿内地方的名主武士组成的源氏武士团，如今已经成长为以源义家那样“武士栋梁”为核心的，在广阔地区拥有势力的强大的武士团了。公卿贵族面对现实虽然不得不承认源氏的武力，但对源氏武士团首领仍以身份卑微而加以歧视，封闭其进入中央政界之门。源氏势力至源义家时达到顶点，此后便走向下坡。桓武平氏虽由于平忠常之乱而失掉关东地盘，但从在平定平将门之乱中获有战功的平贞盛之子平维衡时起，把根据地转移到近畿地方之一隅伊贺、伊势(均三重县)之地，被称为“伊势平氏”，而自维衡的曾孙平正盛、正盛之子忠盛（公元1096年—公元1153年）时起，开始与院政政权结合，进入中央政界。
平氏政权
　　除了皇室同摄关家的矛盾外，在上皇（法皇）与天皇之间以及藤原氏内部也都存在着矛盾，并且这些矛盾又总是和新兴的源氏、平氏两大武士集团之间，每一个武士集团内部的矛盾纠缠在一起。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的发展，终于导致保元元年（公元1156年）的“保元之乱”和平治元年（公元1159年）的“平治之乱”两次大混战。在“保元之乱”中，依靠源为义（公元1096年—公元1156年），源为朝（公元1139年—公元1170年）父子及平忠正等人兵力的崇德上皇（公元1123年—公元1141年在伤），左大臣藤原赖长一派，被借助于源为义之子源义朝（公元1123年—公元1160年）和平忠正外甥平清盛（公元1118年—公元1181年）兵力的后白河天皇，藤原赖长之兄关白藤原忠通(公元1097年—公元1164年)一派击败.这使贵族们认识到，不只地方之乱，就是中央皇族、贵族之间的对立，不依靠武士力量也是不能解决的。此后平清盛受到白河院重用，扶摇直上，这又如剧了平清盛与源义朝之间的矛盾。在3年后的“平治之乱”中，平清盛终于击败了他的对手，源义朝在逃亡中被杀，其子年方13岁的源赖朝(公元1147年—公元1199年)幸免于难，被流放到伊豆(静冈县)。
　　保元、平治之乱为平氏掌权铺平了道路。公元1167年平清盛取得太政大臣之职，官邸设在京都的六波罗地方，在那里发号施令，所以他的政权史称六波罗政权。平氏政权是从大官僚贵族封建主统治的天皇制早期封建国家向以中小封建主为社会基础的军事封建主集团统治的中期封建国家过渡的政权形式。平清盛从贵族、寺社那里夺取庄园，把以畿内，西国[注35]为中心的500多所庄园和达全国半数以上的知行国弄到自己手里，任命自己的家臣为领国的国司，任命顺从平氏的武士担任一部分贵族庄园的“地头”，令其管理。另外，和采取闭关政策的贵族政权不同，平氏政权采取与别国如中国南宋政权通好的政策，积极推进日中贸易。为便于南宋大型船只驶入濑户内海，曾动工开凿音户海峡，还在摄津的福原筑港，使它成为对中国贸易的重要港口。嘉应2年（公元1170年），平清盛在福原别庄劝后白河法皇接见当时在日的南宋商人。南宋商人回国后立即将平清盛的行动向明州刺史报告，于是中国在承安2年（公元1172年）进贡给日本朝廷碟状和礼品，以求扩大贸易规模。所以说平清盛对促进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平氏政权的革新作为极其有限，平清盛所追求的也主要是骄奢淫逸的贵族生活及其一族的利益。他没有改变原有的国家机构，只是巧妙地利用天皇、法皇、贵族间的对立而发展自己势力。他没有制定出对于捍卫新兴武士封建主利益有着决定意义的政策。向贵族庄园派置“地头”，虽然可说是后来镰仓幕府“地头制”的先驱，但这种地头权限很小，是不能违背贵族庄园主的意志的。平清盛的保守政策使地方武士团很快丧失了对他的信赖，在经济上遭到损失并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的后白河院、摄关家以及南都(奈良)北岭(京都)的比睿山、兴福寺、延历寺等大寺院，自然也越来越增加了对平清盛的反感，终于在治承元年（公元1177年）发生了受法皇指示的一伙贵族密谋打倒平氏的事件。事件平息后，平清盛加强了恐怖统治，但反平氏政权的势力却日益增大。
源、平之争与平氏灭亡
　　治承4年（公元1180年），当时在中央的源赖政（公元1105年一公元1180年）首先举兵，并以后白河法皇之子以仁王（公元1151年—公元1180年）的名义号令各国源氏起事。源氏栋梁源赖朝举兵于流放地伊豆，堂弟源义仲（木曾义仲，公元1154年—公元1184年）举兵于信浓源赖朝在相模的石桥山败于平氏军队，逃往安房，但旋即于同年10月率关东大小武士团在富士川之战中大败平氏军队。畿内及其他各国的武士也都乘机纷纷起来为夺取公领和庄园而战斗。
　　治承5年（公元1181年）2月，平清盛在四面楚歌声中病死。内乱扩展至九州和四国，几乎遍及全国。寿永2年（公元1183年）7月，源义仲进逼京都，平宗盛携年仅6岁的安德天皇仓惶出走西国，后鸟羽天皇在京都即位，于是出现东西两天皇。同年7月28日，源义仲进入京都，后白河法皇挑动源义仲和源赖朝两虎相争，正在致力于巩固自己根据地镰仓的源赖朝，于寿永3年（公元1184年）1月派其弟源赖范（一公元1193年）和源义经（公元1159年—公元1189年）率军西上，灭义仲于粟津，2月败平宗盛于播磨的一谷。文治元年（公元1185年）2月再败平氏于赞歧的屋岛，最后，3月于长门坛浦海域全歼平氏军队，日本的平安时代至此结束。
文化
佛教与神道
　　产生所谓山岳佛教，即把寺院建立在深山丛林，以出世静修。平安后期，以《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为主的祝福个人来世的净土宗风行日本，倡导人是空也、源信、良忍、源空等。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生活痛苦，他们为了精神上得到安慰，便寄托于来世。净土宗正好迎合劳苦大众的这种心情，所以发展很快。同时净土宗没有浮华的仪式和供奉，宣称通过念佛便可成佛，因而博得大众的信奉。
　　日本佛教起源于日本本土，虽然有受从印度经中国传到日本的佛教影响，但传到日本后被吸收了。日本佛教国家主义色彩浓厚，最澄、空海以镇护国家为宗旨，“为国念诵，为国祈祷，为国讲《般若》”、“国无谤法之声，家有赞经之领，七难退散，国界守护”，他们提倡“为国忠，在家孝”。空海回国后的一切活动都是为国家的，他把东寺（在京都）改为教王护国寺，还将高雄寺改为神护国柞真言寺。这种浓厚的镇护国家思想是日本佛教的特色之一。
　　奈良时代以来，佛教兴盛，甚至大有比肩日本固有的神道教之势头。但到平安后期，吸收中国的高潮已经过去，日本进入“国风时代”。又由于经济重心从中央转到地方，氏族势力抬头，日本固有文化开始复活。于是神道又复活起来了。
　　宝龟6年（公元775年）朝廷令诸国国司修理神社进行祭祀。延历17年（公元798年）又令将当地物产作为币帛支付地方神社9以前经费要到京都领取），并下令禁止出云、筑前两国国造兼神主以神宫的采女为安，禁止祭祀时开设酒宴、表演歌舞，同时还改订对神事犯罪的处罚条例，对神社进行整顿。
　　平安前期有官币社737所，国币社2395所，各分为大小两级。从中央神祗官直接领取经费的称官币社，从国司领取经费的称国币社。当时有名的神社有贺茂神社（京都）、春日神社（奈良）、大原野神社（京都）、石清水的八幡宫（京都）等。贞观元年（公元859年）为提高神位的声望，还把阶位授与神社，并下令给神社优厚待遇。如延历13年（公元794年）对贺茂神社授与从一位，大同2年（公元807年）升为正一位；桓武天皇的皇后高野氏赐给藤原氏的祖神——今木神以正一位.承和3年（公元836年）把佛僧安置在神社里，以佛教经典充实神道的理论。天平胜宝年间在常陆的鹿岛神宫建造神宫寺，至9世纪初,越前的气比神宫，伊势的大神宫，下野的二荒山神宫，尾张的热田神宫都建造了神宫寺。由此可见，当时的神道虽已复活，但还不能摆脱佛教的影响。神社的祭祀，最盛大的是石清水的八幡神宫，被称为“南祭”，其次是贺茂神社，被称为“北祭”。
假名与文学
　　在假名没有发明以前，日本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佛经传入后，日本通过佛经文字引进别国文化。由于日本文化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有一种能够表达本国言语的文字，假名就是随着历史演进而产生的日本自己的文字。
　　所谓假名就是将佛经文字的变形和创新而创造出来的表音文字。采用偏旁的叫做片假名，偏旁草体化的叫做平假名。当初片假名用于佛经的注音，后来发展成片假名与佛经文字混合的形式。平假名在平安时代很流行，特别宫中女子非常喜欢使用平假名，男子和政府仍使用佛经文字。据说，日本的假名不是某个人发明的，而是日本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当然有它的借鉴和背景，据说日本的假名表“五十音图”是以印度的悉县（梵语韵母）学和别国舶音韵学为背景而产生的。
　　平安后期。日本出现了完全用假名写的诗歌。但政府文件和学术著作采用汉字中间夹着假名的混合书写法。这种混合书写法一直使用到19世纪。现在假名已经规范化，片假名一般使用于外来语及公文书，其他一律用平假名。
　　平安前期，汉文学仍很盛行，和歌衰落，日本文学史上称为“国风黑暗时代”。但这时日本文学开始逐渐摆脱汉文学的影响。至平安后期，由于古代国家经济崩溃和庄园制的产生，日本文化完全脱离别国文化的影响。随着假名的出现，日本文学开始登场了。
　　醍醐天皇（公元898年—公元929年在位）与平安前期的历代天皇不同，很少教编汉诗集，下令大力编纂和歌集。延喜5年9公元905年0纪贯之（一公元945年）编了《古今和歌集》20卷，其后《后撰和歌集》也编成.这些31字的短歌是民间文学，受到一般人的轻视。贵族只把它看作余兴，不能列入文学。但到六歌仙时代（公元858年—公元888年）出现了六位歌仙（藤原业平、小野小町、大伴黑主、喜撰法师、文屋康秀、僧正遍昭），和歌开始与汉诗分庭抗礼了。藤原良房（公元804年—公元872年）是和服的保护人。
　　散文方面出现了在原业乎的《伊势物语》（短篇故事集，125篇）。其后又出现了《竹取物语》（作者不明，10世纪的神话故事集）、《大和物语》（恋爱故事集，170多篇）、《字津保物语》（作者不明，10世纪的长篇故事）。同时还出现了日记文学,如纪贯之在承平4年(公元934年)从土佐到京都途中写的《土佐日记》;10世纪藤原道纲之母写的，以她的结婚为主要内容的《蜻蜓日记》；平安末期女诗人和泉式部写的《和泉式部日记》；11世纪紫式部夫人写的《紫式部日记》；11儿世纪菅原孝标之女写的，幻想阿弥陀佛接她到净土极乐世界去的《更级日记》等。
　　11世纪藤原氏的全盛期，文学上出现了服务于宫廷的女作家写的长篇小说，其代表作是《源氏物语》。此书由紫式部（公元978年—公元1014年）所写，成于11世纪初,，共45篇，以主人公光源氏的恋爱生活和命运为题材，出色地描写了宫廷贵族的奢侈生活与人物微妙的心理状态。
　　11世纪末出现了两部以历史为题材的贵族小说《荣华物语》和《大镜》，作品通过对以藤原道长为首的摄关家发家史的记述，表露出没落贵族的怀古情绪。与此同时，描写武士、名主和劳动人民生活的《今昔物语》问世，它是一部有关中国、印度和日本等等的故事集，文字使用当时的民间语言。诗集方面，出现了小野半守编的《凌云集》，藤原冬嗣编的《文华秀丽集》，良半安世编的《经国集》。
建筑与雕刻
　　平安前期的建筑遗存下来的极少，只有室生寺（奈良）的金堂和五层塔，此寺和平安京各佛教寺院不同，以周围的自然为背景，按地势布局。建筑物极简单，但最初流露出日本建筑的简素优美的特色。平安后期日本建筑大为发展，具有明显的日本特色。
　　寺院方面，宽仁3年（公元1019年）藤原道长建造了法成寺。它是平安时代最大的建筑，完全确立了日本式样。京都的平等院凤凰堂也是平安时代极重要的建筑物，原来是藤原赖通的别墅，公元1052年改为寺院。凤凰堂是平等院的阿弥陀佛堂，因柱上雕着凤凰而得名。法成寺和凤凰堂都是日本人想象中极乐世界的现实化，体现了净土宗的美学思想。陆奥（东北地区）藤原氏在平原（岩手县西磐井郡）建造的中尊寺、毛越寺、观自在院、无量光院都是庭园建筑，如有寺前开池，池中有岛，岛上架桥等景致。
　　住宅方面，平安时代完成了寝殿式建筑。所谓寝殿式就是日本式贵族邱宅建筑，一般由水池、寝殿、对屋、渡廓、中门廊、中门、钓殿、杂屋组成。早期寝殿式受别国传统的手法影响，即布局左右对称，晚期寝殿式则没有别国的影响，左右不对称了。当时无论宫殿、官府和陵墓，一律为寝殿式。
　　宫殿方面，平安前期有平安宫的朝堂院、丰乐院、内里（皇居），还有别墅——神泉苑、冷泉院、朱雀院等。平安后期有藤原氏的东三条殿、堀河天皇的堀河殿、白河天皇的鸟羽殿，但这些建筑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平安前期的雕刻不断发展，至后期便出现所谓“和样雕刻”即日本风雕刻。平安前期的代表作是奈良法华寺的十一面观音像，京都神护寺和大胶观心寺的如意轮观音像，还有高野山金刚蜂寺的释迎及诸尊宪像是典型的白檀雕刻。滋贺县向源寺的十一面观音像，外来要素浓厚。平安前期由于神佛调和思想的流行，用佛像的处理手法来雕刻神像，所以将神雕成佛的样子。如教王护国寺彻影堂（在京都）的八幡神像、女神像，以及松尾神社（在京都）的两尊男神像和两尊女神像。
　　平安后期开始出现了日本风雕刻，但真正完成日本风雕刻是定朝（一公元1057年），他成功地表现了当时贵族理想中的佛像，如凤凰堂的本尊阿弥陀如来坐像。定朝式的特点是佛像的眼睛一律向下看，定朝死后，其子长势（公元1010年—公元1090年）继承父风，进一步推进了日本风雕刻。其后是圆势（ 一公元1134年）及其子长圆、贤圆。由于贵族大量造像，出现了许多佛所（雕刻工场）、各个佛所都有自己的佛师（佛像雕刻家）。佛师的社会地位比以前大大提高。从而促使产生许多有个性的作品。
绘画与音乐
　　平安前期（公元794年—公元894年）日本绘画不断发展并吸取外来绘画的精髓和精华，到平安后期（公元894年—公元1192年）产生了摹写日本风土和人物的“大和绘”或“倭绘”。大和绘是纯粹采用日本画题的画，与此相对，以唐朝的人事和风景为题材的画叫做“唐绘”。当初描写四季风情的叫做“四季绘”，描写名胜风景的叫做“名所绘”。后来进一步以和歌为题材，达到了绘画、书写、诗歌三位一体。
　　大和绘产生于延喜、天历（公元901年—公元956年）年间，到11世纪中叶，大和绘全面成立，还出现了宫廷画师。飞乌部常则就是村上天皇的宫廷画师，巨势广贵也是活跃于10至11世纪的宫廷画师。大同（公元806年—公元809年）年间成立了宫廷画院“绘所”，它由中务省的画工司和内匠察合并而成。最典型的大和绘是描写物语（世俗故事）的画卷，其中最杰出的是《源氏物语绘卷》（现藏东京五岛美术馆和爱知县福川美术馆）。《源氏物语绘画》是描写平安贵族女性的风俗画，表现了宫廷贵族女性的风貌。
　　画卷中《信贵山缘起绘卷》也很著名，描写领主、大名主、劳动人民生活生产的场面，反映出武士阶级兴起，人民力量壮大，贵族没落的特征。
　　《伴大纳言绘词》也是非常优秀的大和绘，表现了应天门放火的伴大纳言（伴善男）的政治阴谋。京都乎等院凤凰堂的《阿弥陀迎来图》是日本风的佛画，背景是日本的风景，平安后期佛画的特点是投合日本人之好，菩萨面相特别端美，如教王护国寺（在京都）的十二天神像和藏于京都国立博物馆的普贤菩萨像。
　　日本把起源于日本本土并吸收了从朝鲜、渤海、唐朝、印度等地传来的外国音乐的融合总称“雅乐”，其管理机构叫做“雅乐察”。雅乐领受日本上层社会的欢迎，用于寺院的法会和贵族的宴会。当初外来部分雅乐和日本固有音乐和日本雅乐同时并存。至平安前期，日本音乐采取了折衷形式，即在起源于日本仪式上的用日本固有音乐和日本雅乐，起源于外国仪式上的用外来部分雅乐。当时贵族喜欢采集古乐，还成立了“大歌所”，专门传授日本音乐。过去雅乐察全是外国人，现在日本乐官乐人占大多数了。
　　嵯峨(公元809年—公元822年在位),仁明(公元833年—公元849年),一条(公元986年—公元1011年在位)三位天皇皆谙音律，热衷于日本音乐。一条天皇亲自规定了神乐和催马乐的谱子，嵯峨和仁明天皇在统一房乐、高丽乐的基础上复兴，改编了16种乐舞，还创造了几种音乐形式：①神乐（用于祭枢）、②东游（东国民谣）、③风俗歌（即兴耿谣）、④朗咏（朗诵名诗，以音乐伴奏）、⑤今样歌（在宴会上演唱，着重歌词表情）、⑧和赞（由诵读汉译经文的声明演变而成的一种道歌），醍醐天皇初期产生了用管弦乐演奏的“御游”，这种音乐形式的产生表示日本音乐开始摆脱宗教的束缚和表现贵族华丽的生活，而独立音乐成为一种娱乐了。御游之后，又产生了独乐和田乐，最后民间音乐逐渐代替古代音乐，成为日本音乐的主流。
书道与茶道
　　所谓书道就是起源于日本本土的日本的书法，日本书法有受中国影响并吸收了中国。奈良时代日本还没有发明假名，所以日本人写的是行书和草书。平安前期假名开始产生，尽管上流社会写的包含佛经文字，但多少有日本风格。
　　空海是“和习书道”即日本书法的创始人有“五笔和尚”之称，所谓“五笔”就是韩方明《授笔要说》中的五种笔法，因空海学到这五种笔法，故有此称。空海与桔坦势、嵯峨天皇合称“三笔”。空海的书法经嵯峨天皇传给小野篡，再传给纪夏井。纪夏井传给弟子藤原敏行，再由敏行传给“三迹”。
　　平安后期流行草假名，于是出现了小野道风（公元890年—公元966年），藤原佐理（公元904年—公元998年），藤原行成（公元972年—公元1027年）等草假名书法家，他们三人合称“三迹”。小野道风受王羲之的影响较深，有“羲之再世”之称。藤原佐理则日本风味很浓，被称为“佐迹”。藤原行成揉合小野道风和王羲之书法之长。形成一种优雅温和的书风。“三迹”彻底没受别国风格的影响，从别国风转变到既可苍古雄劲又可丰润优美的日本风。它和这个时代的其他艺术一样，表示着日本文化的独立。
　　茶道是日本特有的沏茶，喝茶的规矩，一般认为源至日本本土但有吸收了中国隋代，用以修养心神，学习礼仪。它是日本独特的一种文化，被誉为“东洋精神真髓”。日本很早就由茶，公元6世纪前后日本就有茶了，但当初只作为药用，限于部分贵族和僧侣之间饮用。关平安初，嵯峨天皇弘仁6年（公元815年）4月游近江崇福寺，该寺大都僧永忠煎茶奉献。同年6月在银内、近江、丹波、播磨试种。平安后期饮茶的风气很流行，后来此风一度衰落。由荣西（公元1141年—公元1215年）从中国带回的茶种试种于筑前（福冈县）的背振山，后移植于畿内山城的拇尾山。荣西还写了《吃茶养生记》2卷（公元1211年）。平安时代是茶道的产生期，到镰仓时代才逐渐流行于一般武士之间，成为进行社交礼仪的一种学问。
教育与学术
　　平安时代以前日本只有官学，中央是大学，地方是国学。空海于公元828年开创综艺种智院，培养人材。于此稍前，和气广世创立弘文院（9世纪初），后来公元821年藤原冬嗣创立劝学院，公元850年桔嘉智子创立学馆院，公元881年在原行平创立奖学院，私人讲学之风兴起。后来有的大学教官在私邱进行讲学，如菅原氏的菅原清公（公元770年—公元842年）、菅原是善（公元812年—公元880年）、菅原道真（公元845年—公元903年）三代相继为文章博士，门人满朝野。由此而登高官的世称“龙门”，也叫“菅原廊下”。这种私塾俗称“红梅殿”，如滋野安成的私塾专授老庄学说，大藏美行的私塾专授经学。平安后期，私塾形式的私学终于代替了官学，教育得到普及。官学和私学衰落后，学问以家门相传，如明经道是清原氏、中原氏，明法道是扳上氏，算道是三善氏，阴阳道是贺茂安倍，医道是和气丹波，各家垄断学问。
　　平安时代政府组织专人撰写史书，陆续修成《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录》和《三代实录》，这五种汉文历史著作与奈良时代的《日本书纪》合称《六国史》。
　　除以上编年史外，还编纂分类的历史。醍醐天皇时菅原道真奉救编写《类聚国史》，把从《日本书纪》到《文德实录》的历史按事实类别编成205卷，公元892年完成。
服饰与器具
　　平安时代始于公元770年光仁天皇即位，终于公元1071年后三条天皇三年。这是一个没有太大战乱，百姓生活安定的时代。《源氏物语》及《古今和歌集》的完成也预示着这个在镰仓，室町，战国及江户时期之前的时代有着自己的不同之处。平安时代的女性服饰，基本上有三种：礼装、正式服装、亵服。顾名思义，礼装当然是公式仪式时所穿的盛装，正式服装则为后宫女官平素穿的服装，亵服是家居服。 正式服装俗称十二单衣，在宫廷或贵族宅子服侍的女官、女侍，因必须接待来客，平日都穿十二单衣。十二单衣上加裙带、领巾，头上再戴宝冠、发钗，便是礼装。亵服是家居服的一种，后宫众后妃及皇女，平素只穿亵服，而女官只在夜晚回自己厢房睡觉，或生病请假回娘家时，才有机会换穿亵服。无论十二单衣或亵服，下半身最里层均是裤裙，而非长裙。
　　颜色有红、青、苏方、葱绿、樱、紫、蓝、葡萄染、白等等。其中，红、青、黄、深紫等七色是“禁色”，除非皇上允许，女官不能穿“禁色”服。但若逢皇子诞生或皇上行幸时，女官可以破例。旅游时，穿的是“壶装束”，腰上系带子，以免下摆拖地；袖子卷起来，头上戴“市女笠”。“市女笠”是馒头形笠子，本为市场叫卖女人所戴的草笠，不知何时开始，竟在贵族间流行起来。另有一种山野用笠子，四周围上透明纱。当时的服装既宽松又重重叠叠，女性无法显现身材线条，只得尽力在袖口、下摆、颜色下功夫。另外以刺绣、螺钿等装饰，呈现自己的风格及才气。女性美集中在牛车垂帘外或寝殿垂帘外的袖口、下摆重叠颜色。另一种是“袭色”，大概因养蚕及纺织技术问题，古代丝绸比现代丝绸薄，透明度约百分之十，外层配内层的颜色，正是“袭色”。种类二百多，名称均取自四季花草，例如“踯躅”是表红梅、里青，“女郎花”是表黄、里青，“柳”是表白、里青。还有一种是上浓下淡的颜色，上面染成浓色，往下逐渐染成淡色，最后成为白色。除了服装可以呈现女性美，家具及日用器具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寝殿出入口最外面一层是竹制垂帘，丝绸镶边。紧贴垂帘的是丝绸布帘，外侧通常有花鸟图样，里侧白色。幔帐及屏风可移动，用来隔厢房。而对女性来说，扇子最重要，不仅可避免直接露出五官，躲躲藏藏也可增加女性魅力。
　　主要照明是灯台、灯笼、脂蠋、篝火。灯台是竹竿顶有个小盘子，盘子上有三脚铁环，铁环上搁油器，倒油，置灯芯，点燃。灯笼有四角、六角、八角形三种，材料是石、竹、木、铁等等，四周用纱布或纸围住，吊在半空。脂蠋是圆形松木，长一尺五寸，直径三分，尖端用炭火熏黑，再涂上菜油，烘干，手持部分卷纸，室内专用。室外则用火把。篝火是铁笼内放松木，点燃，庭院专用。交通工具是牛车。种类很多，但各种牛车均有贵贱之别，无法随意挑选。乘坐牛车时，后方上车，前方下车。单独一人乘坐时，靠左侧、面向右侧；两人以上乘坐时，前方右侧及后方左侧是上座。因背对左右两侧相对而坐，若男女同乘一辆牛车，男子应坐右侧，女子则坐左侧。此外，平安时代与现代一样，无论朝廷或民间，都有固定“更衣日”，朝廷是四月一日及十月一日。这天，不仅装束，所有家具与室内装饰都要更换。
时代相关信息
纪事年表
　　794年　迁都至平安京
　　797年　坂上田村麻吕当上征夷大将军
　　810年　平城上皇之变
　　866年　应天门之变
　　901年　昌泰之变
　　约931年——947年之间　承平天庆之乱
　　939年——934年　平将门之乱
　　1056年——1897年　奥州藤原三代与平泉文化
　　1016年　藤原道长任太政大臣，摄政政治迎向全盛
　　1086年　白河上皇开启院政政治
　　1156年　保元之乱
　　1159年　平治之乱
　　1179年　平清盛掌权，开启平氏政权
　　1189年　源平之战终，平氏灭亡
　　1192年　源赖朝建立鎌仓幕府，平安时代结束。
相关文学
　　源氏物语一本描写平安时代当代人物“光源氏”的长篇小说，对于平安时代贵族的男女情事、服装器物、日常生活等等有深刻的描述。
八、镰仓时代
　　镰仓时代（鎌仓时代、かまくらじだい，1185年—1333年），是日本历史中以镰仓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武家政权时代。始于1185年（文治元年）镰仓幕府成立，终于1333年幕府灭亡，经历149年。关于镰仓幕府建立期，有诸说：一是永寿二年说，即指1183年源赖朝取得东海道、东山道行政权；二是元历元年说，即1184年赖朝在镰仓设置公文所（主掌行政）和问注所（主掌司法）和侍所（主掌军事警察）等行政机关；三是文治元年说，即1185年赖朝在全国各地设守护、地头，掌握地方军、政权；四是建久三年说，指赖朝于1192年就任征夷大将军。
总述
　　镰仓时代是以镰仓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武家政权时代。始于1185年（文治元年）镰仓幕府成立，终于1333年（正庆二年，元弘三年）幕府灭亡，历经149年。始期另有1180年说、1183年说、1192年说（源赖朝出任征夷大将军）。
　　日本从此诞生了武士政权，由此产生了武家政治和公家（指朝廷公卿、贵族）政治的对立。13世纪后期，幕府的武士统治开始面临困难，镰仓幕府逐渐走上灭亡的道路。
　　源赖朝在打败平氏以后，在后白河天皇(时为法皇)的挑拨下,与他的弟弟源义经交恶，后来义经转投奥州藤原氏，赖朝迫奥州藤原氏杀死义经，但义经死后两月，奥州藤原氏被镰仓幕府所灭。
　　源赖朝结束后，幕府的政权开始被他的妻子北条政子与外父北条时政掌握，北条政子又称为尼将军。北条氏借执权一职架空将军的权力，甚至在第三代将军死去以后，从京都迎接贵族藤原氏甚至皇子出任将军。此后，幕府的政权被北条氏所世袭的执权所领导。
　　在北条氏在位的时候，元世祖忽必烈曾两次侵日未果。
　　后期，幕府的统治日渐衰败，无法维持，终于后醍醐天皇举兵，然后被讨伐大将、上野国大族足利尊氏的倒戈而灭亡。
镰仓时代的政治
　　镰仓时代是以镰仓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武家政权时代。
　　幕府最初实行将军独裁统治，三代以后权力转归北条氏之手。承久之乱后，北条氏的合议制执权政治达于全盛。1232年（贞永元年），北条泰时制订法典《御成败式目》（《贞永式目》）。该法典最初仅适用于武家内部，后来适用于全国。镰仓政权（幕府）与京都政权（朝廷）并存，实行二元统治。幕府通过守护、地头掌握全国军、警权；朝廷（院）通过国司掌握全国一般行政权。起初势均力敌。承久之乱后朝廷被置于幕府经常严密监视之下，院政有名无实，二元统治实质走向一元化。
　　1274年（文永十一年）、1281年（弘安四年）在幕府执权北条时宗的领导下取得两次反元侵略战争的胜利，而战后受货币经济影响，无法恩赏抗元官兵，导致御家人的贫困与御家人制度的解体。北条氏实行一族独裁，加深御家人和非御家人武士的反感。地方武士和农民的联合武装团体到处进行反幕活动。幕府由盛转衰。后醍醐天皇乘机发动正中之变与元弘之变。倒幕号召得到各地武士响应。1333年5月新田义贞攻陷镰仓，幕府灭亡。
　　镰仓时代被认为是日本封建时代的开始阶段，也有人认为它是日本封建制度从贵族领主制形态向武士领主制形态演变的第一阶段。
历代将军

代

姓名

生卒年

在位期间

初代

源赖朝

1147年 - 1199年

1192年 - 1199年

二代

源赖家

1182年 - 1204年

1202年 - 1203年

三代

源实朝

1192年 - 1219年

1203年 - 1219年

四代

藤原赖经

1218年 - 1256年

1226年 - 1244年

五代

藤原赖嗣

1239年 - 1256年

1244年 - 1252年

六代

宗尊亲王

1242年 - 1274年

1252年 - 1266年

七代

惟康亲王

1264年 - 1326年

1266年 - 1289年

八代

久明亲王

1276年 - 1328年

1289年 - 1308年

九代

守邦亲王

1301年 - 1333年

1308年 - 1333年
历代执政

代

姓名

官职

生卒年

在职期间

北条氏出身

初

北条时政

远江守

1138年-1215年

1203年-1205年

北条氏

二

北条义时

相模守、右京权大夫、陆奥守

1163年-1224年

1205年-1224年

得宗家

三

北条泰时

武藏守、左京权大夫

1183年-1242年

1224年-1242年

得宗家

四

北条经时

左近将监、武藏守

1224年-1246年

1242年-1246年

得宗家

五

北条时赖

左近将监、相模守

1227年-1263年

1246年-1256年

得宗家

六

北条长时

武藏守

1229年-1264年

1256年-1264年

极乐寺流

七

北条政村

相模守、左京权大夫

1205年-1273年

1264年-1268年

政村流

八

北条时宗

相模守

1251年-1284年

1268年-1284年

得宗家

九

北条贞时

左马权头、相模守

1271年-1311年

1284年-1301年

得宗家

十

北条师时

右马权头、相模守

1275年-1311年

1301年-1311年

宗政流

十一

北条宗宣

陆奥守

1259年-1312年

1311年-1312年

大佛流

十二

北条熙时

相模守

1279年-1315年

1312年-1315年

政村流

十三

北条基时

相模守

1286年-1333年

1315年-1316年

极乐寺流

十四

北条高时

左马权头、相模守

1303年-1333年

1316年-1326年

得宗家

十五

北条贞显

武藏守

1278年-1333年

1326年-1326年

金泽流

十六

北条守时

相模守

1295年-1333年

1327年-1333年

赤桥流

镰仓时代的经济
古代庄园制
　　镰仓时代初期，仍旧延续了平安时代的古代庄园制。一个庄园由数个“名田”组
　　成，名主从庄园领主处获得名田的私有权，进行自主经营。名主向庄园领主交纳租税，农民向名主交纳“加地子”。这种体制称为“名田经营”。
　　镰仓中期后，开始有了显著变化。庄园内的大名主、土豪，成为了幕府的地头。他们倚仗幕府的势力，居住在庄园内，代表庄园领主管理庄园。庄园领主把庄园的一切经营全部托于地头，地头每年向领主缴纳一定的年贡和租税，这种形式称为“地头请所”。由于庄园领主们经常会为了“请所”而产生激烈纷争，因此镰仓中期以后，又出现了另一种称为“下地中分”的经营方式，即把庄园耕地和庄内农民分为“地头分”和“领家分”，地头断绝与领家的一切关系，完全独立于领家。通过“ 地头清所”和“下地中分”这两种方式，地头逐渐转化为在地领主。这种转化，是建立在对农民的支配和管理的基础上的。
　　总之，镰仓时代的庄园比之古代的贵族领主制，更符合时代的潮流，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庄园制度，成为镰仓幕府的经济基础。
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在镰仓时代，农业、商业和手工业都有明显的发展
　　农业。镰仓时代，农业成为了各种产业的中心。关东和九州的边境地带，进行了大规模的新田开垦。当时的农民已经掌握了扬谷、脱壳的技术，水稻已有了早稻、晚稻和中稻等几个品种。镰仓中期后，生产力发达的地区已经普遍施行了“二毛作”，即每年种两茬庄稼，并大量施用草木灰、人粪尿等肥料，用水车灌溉。在各地的大庄园内，开始用牛、马来耕地及搬运。
　　商业。农业的发展，提高了生产力，也带动了商业的发达。平安末期出现的定期市，到了镰仓时代已经非常普遍。社寺、政所的附近，都是定期市的主要地点。市民和商人开始通过货币进行商品交换。奈良、平安时代曾经发行过“皇朝钱”，随着律令制度的衰微被废止。到了12世纪中叶，出现了大量宋朝的铜钱，大都是通过与宋朝的贸易输入日本的。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在经济发达的京都、奈良等地区，除了定期市外，还出现了很多固定集市和小卖店，商人和手工业者聚集于此。他们还结成“座”，希望得到庄园地头的庇护，以保证他们在商业上的利益。同时，一种被称为“问丸”的行业也在河流、港口出现。他们主要是从事中介业务，用“为替”代替钱，替边远城市运输和贩卖货物。“问丸”已经脱离了与庄园主的隶属关系，成为了独立的货物中介业者和运输业者。
　　手工业。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庄园已普遍栽培桑、麻等作物，农民们掌握了纺布织绢的技术。阿波绢、美浓八丈等各种地方特产，在市场上都非常受欢迎。在镰仓时代，纸张除了书写，还要用来黏糊拉门，需要量很大。还有檀木制的“檀纸”、雁皮制的“鸟子”都流行一时,极受武士阶层的喜爱.
　　镰仓时代的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职业。手工业者自己生产商品，拿到市场上交换生活必需品。他们也结成“座”，从属于庄园领主，并直接参与工商业者的经济活动，为室町时代手工业者向商人的转化作了准备。
新兴佛教的产生
　　镰仓时代是日本佛教史上的重要时代，创立了一些新的宗派。其中，起源于日本本土的日本
　　的净土宗、从净土宗派生的时宗、日本独有的净土真宗和日莲宗是比较重要的四个宗派。
　　净土宗发源于日本本土，最初，净土宗只是依附于其他宗派。9世纪时，天台僧源信（942 — 1017）著《往生要集》一书，追求“往生净土”，倡导极乐世界。源信被尊为日本净土宗的开拓者，其著作也被当作净土宗的重要典籍。法然上人（1133 — 1212）是日本净土宗的正式创始人。他本名源空，1175年，读唐善导的《观经疏》有悟，决意舍其它诸宗，开创净土宗。在京都东山大谷结庵，力主专修念佛，可往生极乐。由于他的修行方法简便，得到了上至皇族、下至庶民的普遍欢迎，一时从者甚众。法然曾因私度宫女出家，而被天皇处以流刑，但他圆寂后还是被授予“圆光大师”的谥号。著有《选择本愿念佛集》、《往生要集大纲》等，是日本净土宗的重要典籍。
　　时宗从净土宗派生的镰仓时代新兴教派之一，创始人为一遍上人（1239 — 1289）。一遍最初入比睿山延历寺学习天台宗，后赴大宰府皈依净土宗。35岁时，参悟了往生念佛的要旨，创立时宗。一遍主张“一心不乱”专念“阿弥陀佛 ”的名号，即可往生极乐。他曾手举念佛牌，口诵“南无阿弥陀佛”，游走全国，“决心往生六十万人”，以宣传自己的信念和主张。他的足迹北至奥州，西至四国、九州，巡游六年间，得信徒250余万人。
　　净土真宗也称真宗、一向宗，是日本特有的教派。创始人亲鸾（1173 — 1262），号“见真大师”，9岁出家学习天台宗，29岁师从法然上人学净土宗教义。因1207年净土宗遭禁而被流放越后国府，五年后得赦免，移居关东常陆。著《教行信正文类》六卷，正式开创净土真宗。亲鸾注重信念，强调内心信仰，提出“恶人正机说”，认为即使是恶人，只要诚信阿弥陀佛，死后一样可以往生净土。他还主张“僧俗一样”，不反对僧侣食肉娶妻，他自己就曾娶妻生子，表现出与传统佛教的对立。亲鸾的理论赢得了很多信徒，对后世影响很大，特别在战国时代有很大的发展，产生了“真宗十派”。
　　日莲宗也称“法华宗”，1253年在清澄山创立，创始人为日莲（1222 — 1282）。日莲16岁出家，游历日本后，提出了著名的“四条格言”，将净土宗、禅宗、密宗、律宗一概斥为“邪教”，只有“南无妙法莲华经”才能拯救世界。日莲著有《立正安国论》，其中批判幕府政治，认为按“正法”治政，国兴，反之将招致国亡，因此屡遭幕府斥责和流放。日莲宗在民间流传很广，对后世影响较大。
　　镰仓时代的禅宗有临济宗和曹洞宗两派。
　　前文所述临济宗开山祖是荣西， 1191年，他先后在博多圣福寺、京都建仁寺传布临济宗，因遭到南都和睿山诸宗的反对而难以流行。后来，荣西受到将军源赖朝之请，到关东地区传播禅宗。
　　曹洞宗的开山祖是道元。1223年，道元入宋，在天童山如净禅师门下修禅三年，继承了如净的衣钵和临济宗的教义回国，深受幕府的青睐。
　　荣西著有《兴禅护国论》，力说禅宗的国家性，极有利于幕府统治。幕府要人北条政子、源实朝、北条氏一族和御家人足利氏都皈依此宗。曹洞宗则受地方武士阶层的欢迎。道元著有《护国正法义》、《正眼法藏》等，宣扬曹洞宗才是护国正法，同时提倡参禅第一的思想。他的学说既与京都旧教团不同，又有别于镰仓的临济宗，因此受到朝廷和幕府的冷遇，但受到各地地头领主阶层的欢迎。
　　综上可知，镰仓佛教有诸多创新，与前代的各种“贵族宗教”相比，镰仓佛教可谓是“平民佛教”，大多没有复杂的理论体系，教义简洁易懂，注重信念和修行。针对当时的社会正处于两种制度和思潮的交替期的状况，镰仓佛教大都倡导否定现实，祈求净土，绝对信仰往生极乐，因此容易吸引下层武士和一般平民，尤其在民间非常盛行。当时的一些农民起义也往往借助新兴宗教的力量，团结起来反抗封建领主，如1488年加贺国净土真宗的农民起义、16世纪各地的“一向宗”起义等。
镰仓文学
　　镰仓时代的文学，是从古代到中世的转形期文学。这个过渡时期的文学，一方面承袭了平安时代以来的古代贵族遗风，无论是创作态度还是作品内容，都非常传统和保守，但已趋没落。以后鸟羽院的宫廷歌坛为中心的《新古今和歌集》，是日本的三大和歌集之一，共收录和歌20卷1980余首，其中除了前代和歌，还收录了大量镰仓当代的名家之作，表现了古典和歌洗练、幽美的境界。镰仓幕府的第三代将军源实朝所作的《金槐和歌集》，以感伤的笔触书写了作者在北条氏压迫下的郁闷和寂寞。此外，藤原定家的《敕撰集》、宗良亲王的《新叶集》等也是当时的优秀作品。
　　随着武士阶级的成长壮大，出现了很多以武家社会为中心的文学作品，并逐渐成为镰仓文学的主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军记物语的兴起。军记物语是以武士为主题的小说，起源于平安时代的《将门记》、《陆奥话记》等汉文题材文学作品，其中《平家物语》是最杰出的一部作品。它通过平氏一门的盛衰，表现了诸行无常、盛者必衰的佛理。这部作品在日本文学史上有很大影响，其开篇的“祗园精舍的钟声，鸣诸行无常之响；婆娑双树的花色，呈盛者必衰之理”四句，更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句。《保元物语》、《平治物语》也是军记物语的代表作。《今昔物语》、《宇治拾遗物语》是两部通过口头传诵记录下来的“说话集”。“说话集”初现于平安末期，成型于镰仓时代。
　　镰仓时代还出现了不少佛教文学，有佛教说话集和随笔集，如鸭长明的《方丈记》、吉田兼好的《徒然草》等。它们大多用佛教观念对贵族生活进行尖锐的批判，给传统守旧的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的感觉。这些作品带有强烈的宿命观，也含有一些消极的思想，表现出中世隐者文学的特点。
镰仓艺术
　　建筑 镰仓建筑以佛教建筑为主。由于前代的兵火战乱，佛教寺院损毁严重，因此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整。随着禅宗的发展。镰仓时代是别国建筑样式的第二次传来期，在日本建筑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镰仓时代的建筑主要有三种形式，即“大佛样”（又称“天竺样”），主要是效仿日本南方寺院的建筑风格；二是 “禅宗样”，其典型建筑是镰仓的圆觉寺舍利殿，精美细致，与豪放大气的“大佛样”有着显著的不同；三是“和样”，即传统的日本样式，也曾一度复兴。
　　雕刻 镰仓时代的雕刻艺术主要是佛像的雕刻。初期采用“玉眼”的雕刻手法，代表作是1151年建造的奈良长岳寺阿弥陀三尊像，佛像的眼睛用水晶嵌入。这种技法成为镰仓雕刻的基本特点之一。
　　镰仓初期最著名的佛像雕刻师是康庆，现存的作品有兴福寺南圆堂的不空绢索观音、四天王、法像六祖等，体现了镰仓雕刻生动写实的特色。1203年建造的东大寺南大门的金刚力士像，是康庆之子运庆和快庆共同建造的。他们的作品以写实为基调，结合了前代的唯美主义和镰仓的武士风格，体现出强烈的日本民族精神。
　　康庆之后，迎来了镰仓雕刻艺术的颠峰期。这一时期的雕刻，深受宋朝美术的影响，加入了很多宋朝工艺。其中高德院金铜阿弥陀如来坐像（即镰仓大佛）是当时规模最大、工艺最精的雕像，可见镰仓时代雕刻水平之高。
　　绘画 镰仓绘画主要以佛教绘画与水墨画为主。
　　随着净土宗的广泛传播，以净土教为内容的佛画也日渐流行。佛画大多是阿弥陀来迎图，与净土宗教义一致，在题材、人物、布景等方面都与平安时代的佛画有很大的不同。镰仓后期的佛画已不再仅仅是绘画，而成为了一种有社会背景、故事情节、流行于民间的“绘卷物”，大都具有很明显的净土思想，如《地狱草纸》、《饿鬼草纸》等。
　　禅林流行的“顶像画”也在日本。顶像画即禅宗祖师的肖像，顶像画以写实为主，以显示像主的真实精神风貌为目的，整体画面虽不如前代佛画美观，但着色和线条均可与之比肩。
　　除了佛教绘画外，还有表现民间社会的世俗绘画，以水墨画居多。相对于平安时代所拥有的具有唐朝风格的一些日本画“唐绘”，镰仓时代的日本画则都被称为“大和绘”。
　　曲艺 “今样”是盛行于院政时期的一种新式歌谣，镰仓的贵族和武士们都很喜欢吟唱，在镰仓时代极为流行，被称为“郢曲”、“郢律舞曲”。前代的《梁尘秘抄》是收集“今样”最多的一本集子，惜大部分失传。现存最多的是记录在《古今目录抄》纸背文书上的“今样”，共64 首。
　　镰仓时代的流行的“和赞”，是一种朗咏艺术，多被镰仓时代的新兴佛教用来传播教义。“和赞”其实就是以和歌形式创作的顺口溜，明白浅薄，通俗易懂，在民间流传很广。
　　镰仓时代广泛存在着被称为“琵琶法师”的艺人，〈〈平家物语》、《保元物语》、《平治物语》等军记物语，大都是由他们记录流传的。他们大多是以琵琶伴奏为主的盲人作家，演奏的曲子称为“平曲”，一般用于神社祭祀时。《平家物语》是最早的“平曲”，后来经过发展创新，在镰仓中期流行一时。
　　平安时代有一种以滑稽模仿为主的演剧“贱民猿乐”，到了镰仓时代，又加入歌谣、舞蹈、合唱等形式，形成了一种完整的艺术——“猿乐”。镰仓时代的猿乐是形成后世“能乐”即室町时代 “大和猿乐”的鼻祖。
镰仓时期的中日交往
贸易往来
　　平安末期，日本政府规定除了得到许可的入宋巡礼僧外，国人一概不得出海。针对别国商船的频繁来航有违日本紧缩方针的现象，制定了“每三年一航”的规定。但从11世纪开始，庄园制进一步成熟，贸易管理逐渐懈怠，宋商船的来航限制已有名无实。庄园领主和大宰府的商人们不再满足于被动的贸易，开始秘密地向宋派出商船。到了平清盛掌权的平家时代，对外贸易的态度更加积极。
　　镰仓初期，幕府沿用平氏方针，承认民间的自由贸易，日本商船赴宋更盛。到了中期，幕府也开始派自己的商船入宋。《宋史•日本传》中，有宋朝1176年、 1183年、1183年、1200年、1202年日本商船漂至宋朝的记录。“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由此可推测到当时渡宋的盛况。 日本的贸易最初由大宰府管理，指定鸿胪馆前的海岸为贸易港．宋船入港后，朝廷优先挑选购买宫中所需之物，然后再与民间交易，价格也由政府规定。到了镰仓时代，有力贵族、寺院的庄园扩展到全国，而且拥有“不输不入权”。宋商趁此机会，将船泊于庄园管辖的港口，避开大宰府，直接与庄园主进行密贸易。这样，在九州的博多湾等海岸，出现了很多以庄园为依托的秘密贸易港，而鸿胪馆则渐被荒废。博多、箱崎等贸易港交易繁盛，赴日的宋商也多有长期居留于此者。
　　当时，从宋朝输入日本的商品种类很多，有铜钱、织绢、香料、药品、砂糖、茶叶、珍禽异兽等等，其中铜钱的输入尤其值得注意。从北宋起，宋朝铜钱就开始大量外流，朝廷虽屡下禁令仍难以抑制，到了南宋一度出现了“钱荒”。宋钱在日本流传非常广泛。
　　日本也有很多商品通过宋日贸易输入宋朝，其中以工艺品居多。日本的时绘、螺钿、水晶、扇子、刀剑等精美的工艺品，都极受宋人的喜爱。宋朝的著名诗人欧阳修有《日本刀歌》一诗，赞美日本刀之精。宋日僧侣之间也常互赠工艺品。此外，建造寺院用的杉板、罗木和黄金也是主要的输入品。
　　日本与元朝的关系并不好，由于忽必烈发动了两次侵日战争，致使两国交恶数十年。元日间虽无国交，但民间的商船往来却相当频繁，尤胜宋朝。
　　与宋日贸易不同的是，元朝时期两国民间贸易的商船几乎都是由日本驶往元朝的。元朝仿照宋制，在广州、泉州、庆元设提举市舶司，作为对日的贸易港。但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绝大多数的日本商船都泊在庆元。日本的贸易港仍是博多，所以元日间的商船大都往来于此两港之间。
　　日本船开到元朝后，由当地市舶司发给证明身份的文件——公凭和公验，然后经过市舶司的抽分，方可进行货物交易。
　　元朝输入日本的商品主要有铜钱、经卷、书籍、佛教用具、茶具、绘画等等，其中铜钱仍是主要的输入品之一。据载，“日本遣商人持金来易铜钱” ,说明铜钱在当时的日本还是受欢迎的。虽然元朝政府曾一再禁止铜钱外流，但大量的铜钱还是通过民间贸易输入了日本。元朝的经卷、书籍输入日本的量也很大。元弘年间输入日本的宋版《一切经》，就是日本商船带回的。镰仓时代社会上流传的儒家、道家的经典，如《论语》、《老子》等都是从元朝传入的。佛教用具和茶具在禅僧和上流社会中极为流行。自茶种被大力提倡以来，喝茶之风在僧侣中已相当普遍。至于从日本输入元朝的商品，虽无确切资料可考，但估计大体与宋代相同，主要是黄金、刀剑和螺钿、扇子等工艺美术品。
僧侣的交流
　　在镰仓时代，中日僧侣间的交往非常频繁，出现了很多名留史册的入宋僧。他们乘商船入宋，学习南宋的佛教和文化，再将其带回日本。
　　镰仓前期的入宋僧，继承北宋时的入宋僧的传统，即巡礼圣地，瞻仰佛迹。江南著名的禅宗五山十刹，尤其是径山、天童山、育王山都是入宋僧必去之处。当时入宋僧主要进修律宗和禅宗。律宗传入日本已久，但到平安中叶以后，日趋势微。镰仓正治年间，俊艿率弟子二人入宋，先后师从南宋五山十刹的高僧学习律宗，留学十三年方回。回国后，在京都开创泉涌寺，弘扬律宗。俊艿是入宋学习律宗的代表人物，其后，他的很多弟子也陆续入宋，进一步传习戒律。禅宗虽然早已传入日本，却一直未能兴盛。因此，禅宗的再次传入也就成了必然的趋势。荣西入宋后，师事黄龙派虚庵怀敞，学习临济禅，回国后开寿福寺、建仁寺，大力倡导禅风，日本禅宗从此开始兴盛，荣西也被尊为日本临济宗的开山之祖。荣西之后，其弟子明全、道元也相偕入宋，道元在宋朝习得正统曹洞宗，成为日本曹洞宗之祖。其后又有圆尔辨圆、无关普门、约翁德俭等日本禅僧相继入宋，宋末时达到入宋僧的高潮。
　　入宋僧除了学习佛教以外，还搜集了很多经书、教义和其它方面的典籍，带回日本，最重要的是宋版《大藏经》。《大藏经》的传入，直接和间接的刺激了日本印刷业的发展。除《大藏经》外，入宋僧还带回了律宗、天台宗、华严宗等宗派经卷上千册。南宋儒学发达，儒家经典也是入宋僧的必携品。俊艿就曾带回儒家书籍 200余册，圆尔辨圆也带回典籍上千卷。这些典籍对于日后五山文学的兴盛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经卷和典籍外，入宋僧们还带回了很多宋朝的佛具、艺术品和特产。据记载，曾三次入宋的俊艿，带了佛舍利、普贤舍利、如庵舍利、释迦碑文、水墨罗汉画等物品回日本，其中水墨罗汉像对日本后世的罗汉像有很大影响。在入宋僧的随携品中，特别应该记述的是茶种。荣西将茶种和喝茶的风气从宋朝带到日本，并著《吃茶养生记》，使吃茶之风在禅僧中流行和兴盛，以至后世有“茶禅一味”之说。
　　随着宋日交流的频繁和日本禅宗的兴起，除了日僧的大量入宋外，也有不少南宋僧人前往日本。据学者研究，镰仓时代前往日本的宋僧共有14人 [4] 。最早的是1246年赴日的兰溪道隆和他的弟子义翁绍仁。道隆先到京都，后受北条时赖之邀，去镰仓开创了日本第一个禅宗道场。1253年，时赖在镰仓造建长寺，请道隆任住持。
　　道隆之后，南宋名僧兀庵普宁也于1260年抵达日本博多，后到京都，又受北条时赖之请到镰仓，继道隆之后住持建长寺。虽然普宁在日本只住了五年，却很受北条时赖的尊敬和推崇，他所信仰的禅宗也很快在武士间流行，对后来禅宗与武士的结合起了很大作用。
　　普宁之后，又陆续有无相静照、大休正念、西涧士昙、诠藏主、英典座和无学祖元等宋僧赴日。他们到日本后，在镰仓武士间大力宣传禅风，使很多武士都开始信仰禅宗。当时幕府的执权北条时赖甚至亲自研习禅理，参禅悟道。禅宗“立处皆真、随处为主”的宗旨，使武士们能看透生死，对日本武士道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元朝建立以后，特别是文永、弘安之役后，入元的日僧日渐增多，可以查到姓名的有220余人之多。与入宋僧不同的是，入元僧除了研习佛教、体验禅宗生活之外，游览江南的山川风物、体验江南的情趣之美，也是目的之一。江南的名寺古刹就是他们参谒的对象。
　　在入元僧回日的随携品中，有大量元朝禅僧的语录。这些语录，在日本作为范本翻刻重印，被日僧奉为经典，如《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元代广泛流传的书，在日本也有。这些禅宗语录的翻印，促进了日本雕版印刷和出版事业的发展。入元僧还带回了大量汉文书籍。
　　除了入元僧外，元朝僧侣赴日者也是络绎不绝。
　　最早赴日的元僧是一山一宁。1299年，一山一宁受元朝政府派遣，搭乘日本商船到达日本。他到日本后，幕府执权北条贞时认为他是元朝奸细，将他流放到伊豆，数年后才请他到镰仓，主持建长寺。一山一宁先后在镰仓、京都广开法席，宣讲佛法，历时20余年，极受日本臣民的尊崇。他在日本圆寂后，当时的上皇赐予国师的封号，并赞他为“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一山一宁本身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通晓历史和文学，擅长书法，对日本的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山一宁之后，北条氏屡屡派人入元，聘请元朝的高僧。清拙正澄、竺仙梵仙、明极楚俊都是受邀而赴日的。清拙正澄于1326年到达日本，先达京都，后到镰仓，也曾主持过建长寺，是渡日元僧中最杰出的一位。他还在信浓建开善寺，并与信浓和其他地方的有力武士关系密切，对武士们的禅宗信仰影响很大。他著有《大鉴略清规》等著作，对日本当时禅林的规矩和日后日本的礼法有相当的影响，武家礼法就是按照他制定的禅林规矩而制定的。明极楚俊和竺仙梵仙于1329年到达日本。他们到达时，已是镰仓末期，战乱不断，但他们还是受到了幕府的优待，受聘为各地名寺的主持。他们积极宣扬禅法，感化了很多公卿武士。他们还擅长宋元诗文，对日本五山文学的发展有不小的作用。
九、建武新政
镰仓幕府灭亡后，1333年（南朝元弘3年、北朝正庆2年）6月后醍醐天皇重新即位，1334年改元“建武”，天皇的权力也进一步得到集中，设置中央最高机关记录所、杂诉决断所，重整天皇亲政的政治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建武一直是中兴的象征。近年来的历史学家都记成“建武政权”。
　　后醍醐天皇在朝廷的一切新政，未能满足武士的要求，只重用京都的公卿贵族，引起武士阶层的普遍不满、1336年（建武3年）、倒幕大将足利尊氏率兵反叛，很快攻陷镰仓、建武政权终告瓦解。
十、室町时代
室町时代（むろまちじだい 1338年－1573年），是日本史中世时代的一个划分，名称源自于幕府设在京都的室町。足利尊氏对应后醍醐天皇的南朝建立了北朝，于1336年建立室町幕府。两个朝廷对立的南北朝时代一直持续到公元1392年，最后被北朝统一。以应仁之乱为契机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虽然战乱持续但内外通商繁盛，农业、工业技术也有所提高。同时此时由于许多诸侯由于相互征战而灭，手下的武士流离失所，最后纷纷出海成为倭寇，袭击朝鲜和中国。室町时代，大约相当于中国的明朝。
室町开端
建武新政
　　镰仓幕府灭亡的次月，后醍醐天皇返回京都，重掌朝政，改元“建武”，并开始一系列新政，史称“建武中兴”。后醍醐天皇对宋学有研究，他赞成宋学“正君臣父子”
　　室町时代
　　的名分思想，同时对平安时代的延喜(901-922)、天历(947-956)年间的天下一统的政治颇为向往。为重现天皇一统天下的政局，他在重新执政后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曾宣布过以下“新政”:
　　1、制订了《所领个别安堵法》，以挽救“士卒民庶”的贫困，安定社会人心。宣布新“
德政令”，以图恢复原土地所有者的权利。
　　2、任命了新国司和新守护，企图恢复平安时期的知行国制，给权门世家以支配知行国的特权。
　　3、 对幕府的有功之士进行奖赏。
　　4、 整治国家机构，天皇实行亲政。中央只设置直属于天皇的记录所(负责行政)、 杂诉决断所(负责诉讼)、武者所(负责京都治安)、洼所(侍所)。
　　“建武新政”只不过是后醍醐天皇的理想，由于他忽略了一个客观事实，即时代已与延喜、天历时期不同了，而其主要的不同点在于独立且实力颇强的武力的存在。所以最终导致失败是必然的。在具体执政过程中，朝廷重公卿轻武士以及政令多变、决策错误百出等等，导致了社会的混乱、公卿与武士之间矛盾的激化。
重建体制
　　随着公卿与武士之间矛盾的加深，从镰仓幕府倒戈的足利尊氏利用社会混乱和矛盾，决意重建武士政治体制。足利氏原是上野国豪族，而且更是镰仓幕府将军源赖朝同族。对此，后醍醐天皇命尊良亲王、新田义贞以及陆奥地区的北畠显家围歼足利尊氏，最后尊氏军击败朝廷军。1335年，尊氏利用前往东国平定兵乱的机会，在镰仓竖起叛旗。1336年1月攻入京都，3月，退出京都进军九州。
　　在九州恢复元气的足利尊氏、足利直义兄弟率军从海陆两路东上。朝廷乃命新田义
　　贞和楠木正成迎战于兵库。1336年5月26日，尊氏、直义军与新田、楠木军在兵库凑川决战，新田、楠木军大败。足利尊氏再次攻入京都，后醍醐天皇逃入比睿山，尊氏拥立光严之弟丰仁亲王为光明天皇，并派直义围攻比睿山。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后醍醐天皇回到京都，遂为尊氏所幽禁。尊氏控制京都以后，自任征夷大将军，开幕府于室町，并公布《建武式目》十七条作为施政纲领。同年12月，后醍醐天皇得北畠亲房救助逃至吉野山，并宣布重开朝政。自此京都光明天皇的朝廷称“北朝”，吉野后醍醐天皇的朝廷称“南朝”。五十七年间，日本南北两朝对峙，进入内乱时期。
幕府统治
统一南北朝
　　以1336年11月7日公布的《建武式目》为标志，拉开了足利幕府的统治序幕。
　　《建武式目》是当时调整道德行为的一种规范，它的很多条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各阶层人民的要求，为足利氏能够最终击败南朝奠定了基础。
　　幕府成立后，曾先后压制南朝势力，平定接踵而来的“土岐氏之乱”(1391年)与“明德之乱”(1391年12月)。但幕府内部就如何对待皇室、贵族等政策方面发生分歧。足利直义与幕府执事高师直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越演越烈，以至1350年2月足利直义背叛北朝，投奔南朝。1351年1月，直义率南朝军大败北朝军。2月足利尊氏与直义兄弟和好。不久又因关于南北统一的主张不同，兄弟再次反目。1352年2月，尊氏在镰仓杀死了直义。1358年4月，足利尊氏病故，同年12月，足利义诠任幕府第二代将军。1367年11月，足利义满就任第三代将军。而日本真正得以树立稍微安定的政权，是在1392年足利义满统一南北朝之后。
　　义满执政后，对社寺势力进行抑制，尤其是对实力较强的守护，不失时机地给予打击。1390年削弱大守护土岐氏势力,1391年镇压了山名氏势力,1399年平定了拥六国守护之职的大内氏势力等。在此期间，义满促进了南北的统一。
军统政务
　　室町幕府在行政方面由将军综理一切政务。其下设“管领”，以辅佐将军，一般由足利氏一族的斯波、细川、畠山三氏轮流担任，谓之“三管领”。管领之下有侍所、问注所，政所等机构，而以侍所最为重要。侍所的首长称“所司”，由山名、一色、京极、赤松四氏担任，谓之“四职”，负责御家人的统治与行政诉讼。“问注所”的首长称“执事”，此机构除保管幕府的记录、文件外，也负责文书的误谬、伪证以及证件遗失等诉讼的审理工作，执事由三善氏子孙世袭。政所首长也称“ 执事”，此机构与镰仓幕府的政所有所区别，它只主持幕府财政，审理有关买卖、借贷、质押等方面问题。最初执事一职由二阶堂氏担任，后来则由伊势氏世袭。虽有“执事代”辅佐，但伊势氏却又别置“政所代”，使之负责实务，由蜷川氏世袭这一职位。此外又与前代一样设有“平定众”、“引付众”。
地方管制
　　地方上，在镰仓方面设有“关东御所”，其下有“关东管领”。关东御所原由尊氏长子义诠负责，后来改有次子基氏及其子孙世袭。除守护由将军任免外，其它关东方面的事物均委诸“关东管领”。关东御所下设有“关东管领”、“平定众”、“引付方”、“政所”、“问注所”、“侍所”等，几乎与幕府相同。在九州设有“ 九州探题”，东北地方设有“奥州探题”和“羽州探题”。
　　与镰仓幕府一样，在诸国置“守护”和“地头”，惟其性质两者有异。镰仓幕府的守护与地头都是幕府将军的御家人，两者之间形成主从关系。室町时代守护大多由足利氏同族和有力家臣担任。他们一方面拥有裁判诉讼、处理无主田地、征收税款、催促兵役的权利，同时不断侵吞庄园，将领国的国人变成自己的家臣团，逐渐发展为守护领国的守护大名。
　　在财政方面，由于室町幕府对守护、地头的统治并不彻底，所以其经济主要来源于分散各地的约二百余处的直辖地“御料所”，由将军近臣“近习”、“奉公众”以 “代官”身份负责管理，并代征“年贡米”、“年贡钱”，作为将军家的生活费用与“代官”的俸禄。必要时，虽也向诸国守护、地头课税，但他们未必从命。因此不得不在畿内的交通要道设“关所”,征收“关钱”，或在渡口收取“津料”。并且对京都内外的“土仓”(当铺)与“酒屋”(酒坊)课征“仓役”、“酒屋役 ”。还经各地守护、地头向“公田”征收“段钱”，向“在家”之民征收“栋别钱”。如临时有事而经费不足时，也向“有德人”（富豪）告贷。所以室町幕府的财政自始至终很不稳定。为了解决经济拮据问题，与明朝进行“勘合贸易”，也逐渐成为幕府的重要财源。
　　此起彼伏的“一揆”
　　在长期的动乱中，广大的下层农民受害最深，因此在室町时代，农民反抗官府和统治者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种斗争称为“一揆”。它又可分为土一揆和国一揆。最重要的一揆是自1428年开始的“德政一揆”。这一年的9月18日，近江国醍醐乡的农民起义，以德政为口号，得到了广泛响应。当时“天下土民蜂起，号德政令，破却酒屋土仓。寺院等、杂物等（恣）盗取之。借钱等悉破之。管领成败之。凡亡国之基不可过之。日本开（白）国以来土民蜂起是初也。”
　　1441年8月，德政一揆规模更趋扩大，郊外数万农民包围京都，城内到处是“不交出债务，可放火焚烧”的布告，幕府不得不颁布“德政令”，宣布取消农民一切债务。九月十四日，幕府进一步发布“一国平均德政令”，不论身份贵贱、地位高低，一切债务全部废除。
　　1485年12月，山城国发生一揆，主要是因为“应仁之乱”后，东军的畠山政长同西军的畠山义就以山城为中心展开了战斗，战场所在地的国人和农民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强烈要求两军撤出。在这次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中，国人在农民的支持下，实现了自治，维持了八年的统治。
　　1488年6月，加贺(石川县)的国人、农民以宗教一向宗的教义为组织基础，发生了“一向一揆”，打跨了守护大名，控制该国，实行了将近百年的自治。
　　以上这种国人和农民团结一致反抗官府的一揆活动，与自治地缘组织的兴起有关，但是，民众政治上的觉醒是一揆不断产生的根本原因。
农村自治体
　　大名主阶层本是庄园体制中直接控制庄民的最基层剥削者。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和高利贷剥削等原因，使相当一部分名主无法维持生计，只好出卖名田和名主职。这样，很多旧的大名主就沦落为小名主、自耕农或一般庄民。而新出现的名主占地面积少则一、二反，多则数町，所以他们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名主，他们从旧名主那里继承下来的权利，就是向领主缴纳年贡而已。名主阶层已徒有虚名，名田也名存实亡了。
　　中世纪以后，劳动力强的租佃农在劳动之余热心开垦庄园内的荒野，这些被开垦的土地虽然仍受着领主约束，但在一定年限内允许免纳年贡和赋役，并允许开垦者自由买卖耕作权，所以，实际上成了农民的私田。这样就出现了一批自耕农。另外，名主阶层的分化，产生了一大批小名主、小百姓，他们也是自耕农的一部分。
　　为了战乱时的自卫，对付领主额外的要求，同时也为争取、保护自己共同利用的山林与水源，这一时期的农村便逐渐加强团结，形成了自治的农村体制——“惣”。它实质上是庄园制内部成长起来的新的社会体制，既是生产上的协议机构，又是农民社会活动的组织者和指导者。
幕府分裂
基本介绍
　　1467年，围绕将军继承问题，幕府内部形成分裂，细川氏与山名氏两大名的倾轧白热化。以细川胜元为统率的16万东军挟天皇、将军与以山名持丰、大内政弘为首的11万西军在京都展开大战。势均力敌的两支大军经过十一年的持久战，难决雌雄。及至胜元、持丰两氏相继病死，政弘返回周防，双方部队才开始撤去。长期的战争使得当时的京都百疮千孔，荒芜人烟，一些巨刹、邸宅多数为战火所毁。公卿们因为不堪生命之危险与经济之困窘，大多逃离京都，避难于地方。至此幕府权威完全扫地。当时的将军义政无意于政治，不仅在战乱中大兴土木，营造别墅银阁寺，还在戈矛声中饮酒作乐，过着风雅生活。其子义尚继位后，曾想重整幕府威势，却于亲征近江的六角高赖时阵亡。于是幕府之势已是风前之烛，岌岌可危名存实亡了。
　　在战国时代这个特殊的年代里，守护代、国人以及与之相关的人们皆以实力而成了大名，并且竞相把分国领地纷纷扩大，相继各霸一方，成了战国大名，从而形成了群雄割据的分裂局面，此后的日本更是战火不停。
主要大名
　　关东
　　北条早云(1432-1519)、北条氏康(1515-1571)、佐竹义重(1547-1612)
　　北陆
　　朝仓孝景(1428-1481)、上杉谦信(1530-1578)、朝仓义景(1533-1573)
　　甲信
　　武田信玄(1521-1573)、武田胜赖(1546-1582)
　　东海
　　斋藤道三(1494-1556) 、今川义元(1519-1560)、织田信长(1534-1582)、丰臣秀吉(1536-1598) 、德川家康(1542-1616)
　　近江
　　浅井长政(1545-1573)
　　中国
　　毛利元就(1497-1571)、大内义隆(1507-1551)
　　四国
　　长宗我部元亲(1538-1599)
　　九州
　　岛津贵久(1514-1571)、大友宗麟(1530-1587)
　　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国，并能不断扩大领土，战国大名们对各自统领的领国实行有效的治国之策。首先设法安定民生，并以此为前提谋求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们都采取了严厉的法治主义。分别制定了各自的分国法、国法、家法、壁书等。制定此种法令的目的在于：（1）使大名的权威具有绝对性；（2）严格管制其家臣团与农民；（3）家臣团的婚姻、继承、通信采用许可制；（4）与“国”外的交通作严格限制；（5）严厉执行维持治安上的刑罚，并使其领国内的民众彻底了解其战时体制下的独裁政治方针。分国法中比较著名的有伊达氏《尘芥集》、物田氏的《信玄家法》、今川氏的《今川假名目录》、北条氏的《早云寺殿二十一条》、大内氏的《大内家壁书》、长宗我部氏的《元亲百条》等等。其次战国大名们还采取安抚农民的措施，如谋求人口增长、整顿税务制、兴修水利、开垦农田等，以安定民心，增加国的收入，增强武力，巩固统治。
织丰当权
　　战乱时代是弱肉强食的时世，在此严酷的情势下首先走上统一全国之路的是织田信长。织田信长诞生于尾张“守护代”之家，自1560年5月，在桶狭间击败今川氏后，以破竹之势兼并四邻各国。
　　自从鸟铳传到日本以后，织田信长是最早利用这种新式武器，并在战场上数次击败强敌而崭露头角的人物。他一方面从事征战，一方面又为货畅其流实施“乐市”、 “乐座”，并废除庄园，保护新来的基督教。正当信长取得节节胜利、扩大势力的时候，他先后接到京都的天皇和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昭的请求，请他保护皇室和幕府的权势。因此，信长于1568年9月进入京都，挟天皇和将军而号令天下,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在控制近畿地区后，信长开始西征。1582年派羽柴秀吉（丰臣秀吉）西攻。受秀吉紧急求援，信长率军前往援助，不料在行军途中被部下明智光秀所害(本能寺之变)，年仅49岁。信长一生短暂，却为日本的统一打下了基础。
　　织田信长的事业由其部将丰臣秀吉所继承。秀吉诞生于尾张国爱知郡中村的“足轻”家，初名木下藤吉郎。投奔织田后逐渐被提拔为部将，以其独特的手腕怀柔地方土豪。因仰慕柴田胜家、丹羽长秀二武将，乃各取二将姓中一字为己姓，称羽柴。在织田信长的统一战争中，建树很多。1569年受信长之命，作为京都守护，长驻京都。信长决定西征后，秀吉率兵前往中国地方，费五年岁月经营播磨、备前、美作、但马、因幡五国。1582年5月西征，攻入备中国，肉搏高松城。毛利氏获秀吉大军来临的消息后，曾遣使谋和，但秀吉不允。后受毛利氏军和小早川氏军围攻，形势十分紧急，遂向信长求援，不料信长遇难。秀吉获此噩耗后严加保密，首先同意毛利氏的议和，并与之缔结和约。之后迅速动身征讨明智光秀，光秀败退，被土民所杀。
　　之后秀吉被任命为左近卫少将，以强田信长的后继者自居，引起柴田胜家和信长的三子信孝等人的不满，欲与之抗衡。
　　1583年4月秀吉率军与柴田胜家军决战于近江的贱岳山麓，结果，柴田军大败，柴田胜家自尽，柴田家灭亡，织田信孝也自杀。
　　秀吉的作为使织田信长的次子织田信雄感到不满，故与德川家康联手反抗秀吉。1584年4月，两军在尾张国长久手发生激战，秀吉军败北。11月，两军又在小牧山地区会战，胜负难分。秀吉分别与信雄和家康和谈，最后达成言和协议，家康乃以其子秀康为人质，“小牧•长久手之役”于是结束。
　　此后，秀吉采用文武兼用的手段，统一了织田信长诸家臣的势力，确立了领导地位。1585年7月，秀吉任关白，改姓藤原。次年12月，升为太政大臣，天皇赐姓丰臣。1587年平定了九州，实现了除陆奥以外的全国统一。
　　丰臣秀吉的统治之策
　　1582年信长死后，其遗业由秀吉来推行。秀吉在上得皇室宠信、下控诸国大名之后，
　　便开始实行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一是强行兵农分离政策，丈量全国土地，将农民系于各自土地上，把农民私藏的刀剑全部征收。1588年发布了《刀狩令》，对人民的行为加以种种限制；二是在1597年施行《太閤检地》政策。通过丈量，使土地所有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统一全国度量衡。
　　除以上各种政策外，秀吉还下令金、银矿归公，并将此金、银投资于海外贸易，曾数次以大量银子购买丝绵。
　　秀吉于1587年征讨九州的同时，对侵略朝鲜已有具体准备，并欲使博多成为对明贸易的转口港而促其繁荣。同年，发布驱逐传教士令，声称基督教为邪教，应予禁止。但又让外国黑船入港来日交易，这一切乃是秀吉重视海外贸易以积储侵略力量的表现。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对外就开始了他的扩张主义政策。早在1585年9月，他就曾经表明欲入侵明朝之意。1587年6月，当秀吉结束九州之役之后，他入侵大陆的构想进一步具体化。秀吉的具体构想是：在占领朝鲜之后，自己渡海至中国，“居留”宁波，然后占领印度；派丰臣秀次占领北京，然后拟在1594年迁都北京。秀吉要当亚洲太上皇的美梦，为了实现霸占亚洲的美梦，他先后对朝鲜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即1592年的“文禄之役”和1597年的“庆长之役”。遭到中朝联军的沉重打击，损失惨重，最后以失败告终。丰臣秀吉忧郁成疾，最后于1598年8月18日，带着他的扩张主义美梦呜呼而去。
　　丰臣秀吉在政治舞台上的迅速消逝，并不是他在国内政策的失败，主要在于他对外政策的错误，即妄图侵占朝鲜、占领中国、称霸亚洲，建立丰臣氏的亚洲王国。
经济概况
农业
　　在室町时期，农业仍居各种产业之首，并且又因农民生活的提高，一些原为隶属民的“下人”、“所从”等因获得解放，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而随之的技术进步、农具改良、肥料种类多样化、商品作物需要量增加等因素，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弥补了不少因战乱而带来的损失。
　　随着地租由劳役、杂徭形式改为实物以后，农村的各种产品加工业也兴盛起来，并且因技术人员增加与产品需求量扩大，手工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在农耕器具制作、住宅建筑方面，除了为领主服务外，还能够满足一般农民的需要。原来属于公卿、神社、寺院的手工业者也开始独立生产一般社会人士所需的产品，各地也逐渐形成了手工业生产中心。
工业
　　在工业方面，需要量最大、技术工人最多的首推冶炼、铸造、纺织三方面。其中冶炼、铸造不仅供应农民所需的劳动工具，也是各类兵器的生产地。除此以外，由他们制造的刀剑还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
　　在纺织业方面，值得一提的就是麻与绢。“应仁之乱”前的京都曾是纺织业的中心，京都西阵的丝织业已全国有名。
手工业
　　随着手工业的发达，产品的增加，不同产品之间的交换也日趋频繁。农村集市也从临时变为定期，一向每月三次的定期市场——“三斋市”从室町时代中期开始，改为每月六次的“六斋市”。市场上出现了专卖特定商品的摊位——市座。市场管理也有原来的领主变为“町人”，建立了“乐市”，撤去了市场税与具有独占性的贩卖坐席。随着定期市场的普及，出现了常设的零售店，商人也正式成为一种崭新的职业。
　　滥觞于平安末期的“座”，经过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已是非常普及，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越多。这种行业协会在商品买卖、关卡自由通行方面均享有特权。由于“ 座”的普及与发达，行业种类也随之增多，分工也越来越细，促进了商品质量的提高。“应仁之乱”后，随着入“座”商人的增多，这种带有封闭性质的协会便成为自由通商的障碍。在战国时期，由于武士势力增大，“座”的性质已有改变，助长了“座众”的自由化。迄止近世，则因“乐市”、“乐座”运动而大部分“座”都已解散。
运输业
　　室町时期的交通因商业活动的隆盛而快速发展，并且在都市附近出现专门为顾客搬运商品的运输业“马借”、“车借”。海上交通出现了驳船，容积达千石的也不少。在陆上，除一般商旅往来外，一般民众出外旅行，特别是巡礼神社的也逐渐多了起来。
　　室町时期都市出现了以下几个特点：（1）以大名所居城堡为中心形成了集政治、经济一体的城下町；（2）随着港埠发展，形成港湾都市——港町；（3）随着宗教民众化而以寺院为中心发展起来的都市——门前町；（4）因驿站而发展起来的都市——宿场町；（5）因商业活动昌盛而兴起的经济都市——市场町。当时的大都市则有政治都市京都、镰仓，宗教都市奈良等。
文化
朱子学
　　室町文化是日本国内诸种文化融汇而成。在这一时代，文化气象日新月异，在传统公家文化的基础上，武家文化独树一帜。此外，国人、农民乃至町众地位日益上升，由此而催生出了丰富多彩的庶民文化。
　　后醍醐天皇在做皇太子的时候，就喜好钻研佛教与儒学。在玄惠法印进入宫廷讲授儒学之后，实际上已经开始传授重义理的朱子学。后醍醐天皇对朱子学的看重是有其长远政治目的的，他希冀以朱子学的名分论为号召，鼓动更多公卿、武士起而勤王，趁幕府衰弱之际，夺回已失去的权利。后醍醐天皇不仅在宫中宣扬朱子学，而且利用儒学讲坛作为掩护，纠合亲信秘密进行倒幕的组织准备。所以说，日本历史上的“建武中兴”与朱子学有着密切关系。
　　北畠亲房是忠于南朝的重臣。他在后醍醐天皇病逝后的1339年写成了《神皇正统记》，其根本意图在于说明南朝统治的正统性。他在书中写道，日本的皇统连绵是日本乃神国的体现，皇室正统的来源在于其祖先就是神。书中“以有德者继承为正统”的观点，也是受别国思想影响的结果。
　　参与足利尊氏施政性纲领《建武式目》制订的人，有原镰仓幕府的“平定众”是圆、真惠，奉行太田七郎左卫门、明石民部大夫行连、布施彦三郎入道，儒学者日野藤范、玄惠法师等。《建武式目》主要内容有禁奢侈、行俭约、镇暴行、止贿赂以及选贤者任官等等，显然是以儒学为指导思想。
五山文学
　　自从平安时代以公卿为中心的儒学式微以后，代之而起的就是以五山禅僧为中心的禅林儒学。因佛教经典都是以汉文书写，所以汉学乃成为僧侣的必修课程。然而这一时期的汉学，乃是以探讨性理之学的宋学为主。禅僧兼学宋学，除了传播禅宗的需要外，还出自禅宗内部生活的日常需要。禅林的日用文书多用汉字“骈文”体。这种骈俪体的四六文，经常要引经据典，除引用禅宗语录外，还引用大量儒典、诸子百家乃至中国文学作品。要应付五山的日常生活，禅僧不仅要学会写四六骈文，还要熟记许多经典。因此，五山汉文学空前兴隆。当时五山禅林颇与中国相似，尤崇尚华风生活，其所撰的诗文也有与元明文人并驾齐驱者。
武士文化
　　北山文化的象征是足利义满建于京都的金阁，它所体现的是传统的公家文化与禅宗文化的两相兼容。同时，它又受到来自明朝的深刻影响。在这种文化中，既包含当时将军、守护等上层阶级的趋向，也反映了从前代开始同大陆有着密切交流的临济宗受到幕府的保护，被将军家确立为“五山之制”而日渐隆盛的史实。
　　东山文化的象征是足利义政在京都左京区建造的银阁。银阁系两层建筑，下层为书造，上层为唐风楼。东山文化继承了北山文化的传统，但较之北山文化的华丽色彩，它更尊重风雅处世的精神，追求枯淡幽玄之境界。
安土、桃山文化
　　世俗文化
　　御伽草子这类作品以老若妇孺为对象，多为通俗易懂的短文，内容大抵是拟人化的神话、传说、童谣、怪谈之类，宣扬无论出身贵贱，只要有才华就能出人头地，反映了庶民的呼声与祈望。
　　连歌最初属于和歌之余技，因其题材表现新鲜、自由，后来独立成为一种大众喜爱的民众文艺，为江户时代俳句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大约在12世纪前后，日本形成猿乐，到了室町时期经观阿弥、世阿弥父子的改良创新，演化为能乐。能乐是一种博采众长的复合艺术，至今依然保留一些别国文化的要素，其将近三分之一的曲目取自别国题材。与能乐相比，狂言的庶民性就更为明显，题材大都取自日常生活，内容滑稽可笑，追求一种诙谐、通俗、娱乐的效果，往往与能乐同台演出。
　　贵族文化
　　日本茶起源于日本本土，但有吸收中国茶，而中国茶的东传可以追溯到遣唐使时代，然而饮茶习俗真正在日本流行，得益于荣西撰写的《吃茶养生记》（1211年）。16世纪千利休倡导“佗茶”，日本独特的茶道才成型。日本茶道崇尚“和敬清寂”的境界，茶室基本属于书院样式。
　　建筑的典型是城郭，它的特点是集办公与居住于一体，除防御工事外，其外围有数道护城壕与石垣高筑，雄伟壮丽，它是城主权利的象征，其代表为天主阁。二是住宅的建筑，则流行“书院造”，聚乐第、大德寺唐门可为其代表。
南蛮文化
　　室町时代后期，整个世界正处在大航海时期，因此，日本与西方的相遇是必然的。最早抵达日本的西方人是葡萄牙人，他们带来西方的器物、宗教、科技知识，给东方传统的室町文化，涂上一层西方文明的奇异色彩。
　　“铁炮”（鸟铳）的传来
　　早在1543年，自广东航向宁波的佛郎机（葡萄牙）人，在宁波附近遇到飓风，被漂流到九州南部大隅半岛南方约二十公里的种子岛岸，遂将“铁炮”东传日本。铁炮传至日本以后仅两三年时间，便开始在根来、堺、国有等地制造，从而改变日本的战术。
　　天主教的传播
　　葡萄牙人开拓的对日贸易，也为西方文化的传播带来了契机。1549年8月15日，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搭乘商船在鹿儿岛登陆，这预示着一场外来文明的暴风雨即将来临。继沙勿略后，天主教传教士络绎而至，他们以贸易为诱饵，劝说大名接受洗礼，从而获得在大名领域内传教的权利。日本的天主教信徒，不单是大名和武士，包括商人、农民、渔民等广大阶层。天主教传播速度之快、影响之广，令人惊讶，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战国大名利用天主教加强经济和政治实力；传教方式日本化；广泛兴办社会慈善事业；顺应民心；耶稣会的主观努力。除此以外，文艺复兴后欧洲创造的科学技术、人文思想等先进文明，在16世纪以后形成一股难以阻挡的潮流。
　　凡在这一时期从西方传入的文化，不论是有形还是无形，是物质还是精神，都被称为 “南蛮文化”。主要包括宗教思想、伦理道德、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等等。
　　在宗教思想上，天主教信奉唯一的上帝，反对偶像崇拜和祖先信仰，主张神权高于君权。因此，这种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意味着将会动摇日本人的宗教信仰。
　　在伦理道德上，天主教主张男女平等、个人自由、一夫一妻，重视贞操反对淫乱。因此日本国内的许多现象均遭到天主教的指责和攻击。
　　天主教出于传教的目的，将天文学、地理学、历算、测量学等科学知识传入日本，使日本人大大开阔了眼界。
　　另外，天主教传教士还在日本各地积极兴办教会学校，给日本全民的文教事业作出了很多贡献。他们还把西方艺术引入日本，为日本的民族艺术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
对外关系
日本与中国明朝的关系
　　对明交通与勘合贸易
　　1368年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曾于次年就遣行人杨载、吴文华一行七人使日本，并带去赐予日本国王的玺书一封。当时明朝使节交涉的对象系控制着博多、大宰府一带的日本南朝征西将军府将军怀良亲王。怀良亲王对明朝使节的态度并不友好，使节中五人被杀。杨载、吴文华拘留三月才被放回。1370年，明朝再次遣莱州同知赵秩等诏谕日本。此后，明使颇受礼遇。随后，怀良遣僧祖来为正使赴明奉表称臣，贡名马和方物，并送还明、台二郡被掠人口七十余。
　　从怀良对明朝使节态度转变之快可以看出，对明廷使节的不礼，可能是不甚了解当时王朝更换的情况，也可能象一些学者所说的是他高涨的“神国思想”所致。1372年，明太祖又遣仲猷祖阐、无逸克勤等8人随祖来一行使日本。此次明使在日本滞留期间，与足利幕府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取得了联系，这为以后明代的中日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足利义满正式遣使明朝是在1401年。义满之使祖阿、肥富受到明成祖的款待。回国时，明成祖派天伦道彝、一庵一如为陪送使，并正式册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义满对明朝使节的态度，极尽殷勤。他亲赴摄津兵库欢迎明船，还焚香下跪，三拜后始拜览明朝国书，并在其表文上自称“日本国王臣源”。
　　足利义满于1408年5月去世，经由明成祖与足利义满建立的“甜蜜”期，因足利义持继任将军职位而中断。关于中断奉表入贡的理由，足利义持在向明朝解释时推称：“本国开辟以来，百事皆听诸神”；“灵神托人谓曰，我国自古不向外国称臣也没要外国向我国称臣”；并说要改变义满国策，“今后无受外国使命。因垂诫子孙，固守勿坠。”
　　为了争取在亚洲的有利政治地位，又不能与明朝彻底摊牌，因此假托断交的理由乃日本的神明之意，而非人愿。然而其真正原因在于幕府和王室（公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幕府内部的矛盾。
　　1429年正月，足利义教继任第六代将军，恢复了曾经中断十余年的贡舶。
　　明代中日关系中，经常会提到“勘合”一词。日本派遣遣明使船一般都得填写“勘合”（前两次没有），而明廷派遣到日本执行赏赐任务或者其他任务时的答使，也往往执有“勘合”。因此，“勘合”一词几成彼此往来的代名词。
　　在历史上，通常把携带“勘合”到中国进行朝贡贸易的日本船只称为“遣明船”。自足利义满于1401年派出首次遣明船开始，到1547年最后一次为止，在将近一个半的世纪中，日本共派了19次。其中第1次到第8次可以认为是朝贡贸易的成立期，为幕府将军所独占；第9次到第17次可以称之为发展期，以有力寺社、守护大名的经营为主；最后两次称为衰退期，为大内氏所垄断。 除第一次外，其余18次的遣明船正使都由精通汉学的五山禅僧担任。他们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对明的朝贡任务，而且在两国的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不少佳话，与罪孽深重的倭寇形成鲜明对比。
　　明代时期的倭寇
　　在叙及室町时期的对外关系时，不能不提及倭寇问题。所谓倭寇，是指从朝鲜的高丽朝至李朝，我国的元朝至明朝，在朝鲜半岛至中国沿海之间肆虐的日本海盗集团。
　　历来学界通行将倭寇活动大致分为前后两期，即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为前期，16世纪后半为后期。作这样的划分，时间不是其中的主要标准，更主要是前后两期倭寇在性质上有着很大的不同。
　　前期倭寇，虽然其间可能杂有极个别的非日本籍人，但绝大部分是日本人，他们一般是受其领主、大名或者地头等的指使和组织，掠夺朝鲜半岛和我国沿海地区的粮食、水手及其劳力。鉴于明太祖采取软硬兼施的双管齐下政策，加上之后永乐朝中日邦交的正常化，较大规模的倭寇活动接近平息，但零星的骚扰和劫掠几乎没有中止过，给我国的东南沿海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后期倭寇无论是人员组成还是劫掠目的都与前期有所区别。“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这是学界对后期倭寇成分比较通行的说法。不过这种说法可能不够全面，有人推测后期倭寇的组织者、行动的策划者、抢劫的实施者，均以日本人为主。人数上占比率的中国人，一部分是沿海人民反抗当时统治阶级以及统治政策而铤而走险，大多数则是被日本倭寇强迫充当炮灰。从劫掠目的看，一般只抢大户，或者对官吏加以报复。因而，劫掠的范围也与前期不同，除了深入内地外，还有流劫数郡的现象。
　　日本的一些学者正是利用后期倭寇的特殊性，以点概面，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只用“边民”一词，而自始至终不提“倭寇”两字，企图淡化或者否认倭寇犯下的滔天罪行。而与前者相反，另一些极端主义者却以耻为荣，对倭寇的行为用“邦人的海外发展”、“雄飞国外的通商贸易”、“旺盛的冒险心”等词语来进行美化和粉饰，有人说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日本与朝鲜的关系
　　1392年8月，高丽的李成桂自立为王，改高丽为朝鲜，便派僧觉锤出使日本，要求日本禁倭。因此，倭寇问题的解决就成了日、朝两国的燃眉之急。李成桂以怀柔与奖励为基本原则，分化倭寇。
　　然而，这种处置方法虽然能一时缓解危机，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倭寇给朝鲜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1429年出使日本的朝鲜通信使朴瑞生在归国报告中记载了被倭寇掠到日本后的惨景：“倭贼侵略我国，虏我人民，把他们充当为奴婢或者转卖异国，永不得回。他们的父母兄弟悲痛欲绝，直到今天还有多少人无法报此冤仇。我们的舟每停靠一处，被虏的人就争先恐后想逃上船来，无奈因身上坚囚枷锁而未果。此情此景甚是悲惨。日本人多粮少，很多奴婢被卖，更有甚者拐卖人家子弟。这种现象随处可见。”
　　15世纪时，对马岛主宗氏以及幕府将军、诸大名、诸豪族等都各自遣使前往李氏朝鲜，积极促进两国贸易。朝鲜则为了防止类似倭寇行为的再次发生而与之周旋，但又惧怕因贸易扩大而增加财政负担，所以对贸易加以限制。1443年日朝缔结“癸亥协定”，实行“信牌制”贸易。贸易限制的结果，拟欲扩大贸易的日本与朝鲜之间便形成对立，最终引发了“三浦之乱”。暴乱之后，朝鲜态度转为强硬，与对马断绝一切关系。1512年日朝签订“壬申条约”，日本力图恢复往日与朝鲜贸易的规模，但朝鲜只开乃而浦一港，且不许日本人居住。自此，两国贸易日趋衰落。
日本与琉球的关系
　　琉球从14世纪70年代开始与明朝发生主从关系，对明朝频繁朝贡。当时九州北部的博多已成为东亚贸易的转口站。琉球的船只则从博多与鹿儿岛的坊津等港埠，将南洋出产的香料、药材、染料等输往日本，然后又从日本采购刀剑、折扇、硫磺、铜等货物转售南洋各地。琉球商船前往暹罗、安南、苏门答腊、爪哇等地的贸易异常活跃。在此时期，日本商船前往琉球的也日益增多。琉球输入的南洋产品也有经由这些日本商人转到明朝与朝鲜出售的。
　　直至明朝嘉靖年代（1522-1566）中叶，因倭寇骚扰，明朝与琉球两国关系遂疏远，而一直与琉球保持着若即若离关系的日本，趁机与琉球密切关系，琉球与萨摩间的交通逐渐频繁。
　　1588年8月，当岛津义弘前往京都谒见秀吉时，秀吉曾告诉他有使琉球服属之意。于是义弘在同年末派大慈寺僧侣龙雪前往琉球传达秀吉旨意。这时，秀吉再次促其输贡修职。1589年，日本又促琉球遣使赴日，否则就要出兵征讨。尚宁登上琉球王位后不久，就遣使至萨摩，致书并献方物以修和好。岛津氏陪伴琉球使者谒见秀吉，秀吉大喜。后秀吉亲自修书尚宁，声言不出数年就要征讨明朝，琉球也宜出兵来会。1591年，岛津氏又致书尚宁，指出关白正欲征讨朝鲜，命琉球务在明年二月以前，将七千五百人十个月的粮食运至坊津，然后设法将它们运至高丽。接到此书，琉球群臣愤慨激昂，一致认为应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秀吉乃致书尚宁曰：“我自卑践膺运兴，以威武定日本，六十余州既入掌中，至远近无不共朝贺。然尔琉球国，自拥弹丸之地，恃险远，未聘贡，故今特告尔，我将明春先伐朝鲜，尔宜率兵来会。若不用命时，先屠乃国，玉石俱焚之。”侵略者的嘴脸暴露无遗，为日本日后吞并琉球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