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简介（三）

十一、南北朝时代
　　日本的南北朝发生于1336年-1392年，之前为镰仓时代，之后为室町时代。在这段时期里，日本同时出现了南、北两个天皇，并有各自的承传。
　　概要
　　后醍醐天皇消灭了镰仓幕府后，就进行了第一次的王政复古，推行新政，史称建武新政。由于新政未能满足武士的要求，而且只重用京都的公卿贵族，故引来武士的不满。其中，倒幕大将足利尊氏更为不满，他虽然被赐给天皇名字中的尊字，但他想开幕府，结果足利尊氏迫后醍醐天皇退位。新天皇光严天皇策封他为征夷大将军。是为北朝。
　　而后醍醐天皇退位后，持着天皇象征的三神器退往大和(今奈良县)的吉野，是为南朝，至此南北朝终于形成，史书还称为“一天二帝南北京”
　　经过多次攻防后，南朝的势力衰退，终于南朝的天皇把三神器（为天照大神所传八尺镜、琼曲玉、天业云剑）交给北朝的天皇，结束了南北朝时代。
　　日本历史上关于南北朝谁是正统的问题争论了几百年，有人说，北朝控制了全国大部分地方，所以是实际上的统治者，应该是正统。但也有人说，后醍醐让渡的神器是假的，因此正统还是在南朝一边。直到1911年，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幸德秋水还振振有辞地说：“当今天皇难道不是从后南朝天皇后中抢夺了三件神器的篡夺者的子孙吗？”一时，在日本国内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政界元老山县有朋还就此咨询枢密院。最后，作为北朝天皇后代的明治天皇作出裁决，认定南朝为正统，北朝各天皇不列入天皇传承系列，但天皇地位及其待遇不变。因此，足利尊氏被视为乱臣贼子，而楠木正成成为忠于天皇的典范。
天皇系表　　
南北朝天皇系表

西历

北朝天皇

南朝天皇

1331年

光严天皇

后醍醐天皇

1333年

1336年

后醍醐天皇

1339年

光明天皇

1348年

后村上天皇

1351年

崇光天皇

1352年

空位

1368年

后光严天皇

1371年

长庆天皇

1382年

后圆融天皇

1383年

后小松天皇

1392年

后龟山天皇
十二、战国时代
　　在日本，日本人也自称呼室町幕府后期到安土桃山时代的这段历史为日本战国时期，日本战国并非正式的历史名词，和中国的战国比起来，那真是不值一提，日本战国就相当于几个县长和几个镇长在互相攻打。至1615年，德川家康于大阪夏之阵打败丰臣秀赖，丰臣氏灭亡，日本战国时代结束。
日本的战国时期
简介
　　严格说来，日本战国并非正式的历史名词，一般用来称呼室町幕府后期到安土桃山时代之间大约百年间政局纷乱、群雄割据的日本历史。在这个时代，传统的贵族政治土崩瓦解，土豪平民甚至浪人成为多国大名乃至于“天下人”都成为可能。另外此时日本与欧洲人之间的贸易交流正式展开，基督教和火枪的引进改变了社会和战争型态。到了战国后期，过往封建制度下的农奴地主关系也逐渐遭到破坏。以织田信长为首的各国大名逐渐摆脱以往的兵农合一制度，改采以现金雇佣浪人为职业军人。同时早期各诸侯的国人土豪联合体制也逐渐转型成集权独裁的军国政体。于是大规模的会战成为常态，统一的幕府也自战火中历练诞生。
　　战国时代（室町末期及安土、桃山时代）
　　应仁之乱后，日本各地大名纷纷崛起，战火纷飞，民不聊生。16世纪中叶，一位决心以武力统一日本、结束乱世的枭雄出现，他就是织田信长。永禄三年（1560年），织田信长在桶狭间以两千人马击败今川义元四万大军，名声大振。尔后逐步统一尾张、近畿，并准备进攻山阴、山阳。在此期间，信长修筑了气势宏大的安土城。因此，信长的时代被称为“安土时代”。
　　天正十年（1582年），本能寺之变爆发，信长身亡。织田重臣羽柴秀吉先后击败明智光秀及柴田胜家，确立了自己的继承人地位。此后经过四国征伐、九州征伐、小田原之战，逐步统一日本。后被天皇赐姓“丰臣”，并受封“关白”一职。丰臣秀吉的时代被称为“桃山时代”。
　　庆长三年（1598年），丰臣秀吉在伏见城病逝。丰臣家裂分为近江（西军）和尾张（东军）两派。身为丰臣政权五大老之一的德川家康于庆长五年（1600年）发动关原合战，大败西军，建立德川政权。庆长八年（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战国时代结束。
　　今日多数认为日本战国始于1467年的应仁之乱，但结束时间则大致上有以下几种说法：
　　1568年织田信长上洛(进入京都)。
　　1573年织田信长攻陷室町御所，室町幕府灭亡。
　　1590年丰臣秀吉消灭关东地方的北条氏，收服奥羽地方，完成日本大致上的统一。
　　1603年德川家康创立江户幕府。
　　1615年德川家康于大阪夏之阵打败丰臣秀赖，丰臣氏灭亡。
　　由于目前尚无定论，故在此皆采用最后一种说法，以完整表述这段历史。
大事年表
　　年号 西元纪年 发生大事(日本古历)
　　应仁元年 1467 ◎应仁之乱始(1.18) ◎大内氏参与西军(7.3)
　　文明五年 1473 ◎山名宗全殁(3.18) ◎细川胜元殁(5.11)
　　文明九年 1477 ◎应仁之乱终(11.11)
　　文明十年 1478 ◎享德之乱终
　　文明十三年 1481 ◎一休宗纯圆寂(11.21)
　　文明十六年 1484 ◎界港的商业工会结成(11.21)
　　文明十七年 1485 ◎山城国一揆爆发(12.11)
　　长享二年 1488 ◎一向宗控制加贺国(6.9) ◎长享之乱始(2.5)
　　延德元年 1489 ◎将军足利义尚殁(3.26)
　　延德二年 1490 ◎足利义植继任征夷大将军(7.5)
　　明应二年 1493 ◎明应之变(4.22) ◎山城国一揆被平定(9.11)
　　永正五年 1508 ◎足利义尹重任幕府大将军(8.15)
　　永正十六年 1519 ◎北条早云殁(8.15)
　　大永元年 1521 ◎足利义晴继任征夷大将军(12.25)
　　享禄元年 1528 ◎大内义兴殁(12.20)
　　天文十二年 1543 ◎火枪传入日本(8.25)
　　天文十五年 1546 ◎河越夜战(4.20) ◎扇谷上杉氏灭亡(4.20)
　　天文十八年 1549 ◎摄津江口合战(6.24) ◎细川氏灭亡
　　天文廿一年 1552 ◎第一次川中岛合战(8月)
　　天文廿三年 1554 ◎武田、北条、今川三家同盟
　　弘治元年 1555 ◎严岛合战 ◎第二次川中岛合战(7.19)
　　弘治三年 1557 ◎大内氏灭亡(4.3) ◎第三次川中岛合战(8月)
　　永禄三年 1560 ◎桶狭间之役(4.20) ◎今川义元战死(4.20)
　　永禄四年 1561 ◎第四次川中岛合战 ◎长尾景虎接任关东管领
　　永禄五年 1562 ◎织田、德川清州同盟(1.11)
　　永禄七年 1564 ◎第五次川中岛合战
　　永禄八年 1565 ◎将军足利义辉被松永三好联军围攻自杀
　　永禄十一年 1568 ◎足利义荣继任征夷大将军(2.8) ◎织田信长上洛(9.7) ◎足利义昭继任征夷大将军(10.18)
　　永禄十二年 1569 ◎今川氏灭亡(5.23)
　　元龟元年 1570 ◎姊川合战
　　元龟二年 1571 ◎毛利元就殁 ◎织田信长火烧比睿山延历寺(9.12)
　　元龟三年 1572 ◎三方原合战
　　天正元年 1573 ◎武田信玄殁(4.12) ◎室町幕府灭亡(7.18) ◎朝仓氏灭亡(8.20) ◎浅井氏灭亡(8.28)
　　天正三年 1575 ◎长筱合战
　　天正六年 1578 ◎耳川合战 ◎上杉谦信殁◎尼子氏灭亡(11.21)
　　天正十年 1582 ◎武田氏灭亡 ◎本能寺之变 ◎山崎合战 ◎明智光秀被杀
　　天正十一年 1583 ◎贱岳合战 ◎柴田胜家自杀
　　天正十二年 1584 ◎小牧长久手合战 ◎冲田畷战
　　天正十三年 1585 ◎羽柴秀吉就任关白一职
　　天正十六年 1588 ◎丰臣秀吉下达刀狩令
　　天正十七年 1589 ◎折上原合战 ◎芦名氏灭亡(6.5)
　　天正十八年 1590 ◎北条氏灭亡 ◎丰臣秀吉统一天下(8.9)
　　文禄元年 1592 ◎文禄之役
　　庆长元年 1596 ◎庆长之役 ◎伏见大地震(闰7.13)
　　庆长三年 1598 ◎丰臣秀吉殁(8.18)
　　庆长四年 1599 ◎前田利家殁(润3.3)
　　庆长五年 1600 ◎关原合战(9.15) ◎石田三成被斩(10.1)
　　庆长八年 1603 ◎江户幕府建立(2.12)
　　庆长十年 1605 ◎德川秀忠接任征夷大将军(4.16)
　　庆长十九年 1614 ◎大阪城冬之阵
　　元和元年 1615 ◎大阪城夏之阵 ◎丰臣氏灭亡
日本战国时期历史
　　虽然室町幕府自足利义满之后便纷扰不断：政治上，除了关东的古河公方与幕府之间的对抗外，层出不穷的政治谋杀以及各地诸侯的反抗或私战破坏了各地的政治生态。社会上，各地爆发的一揆暴动如同一颗颗不定时炸弹，对整个社会秩序造成大小不一的伤害。可是室町幕府从未放弃稳定全国局势的决心，直到这一切努力因1441年的一场意外引发的全国混战而化为乌有。
应仁之乱，幕府衰败
　　嘉吉元年(1441)6月24日，播磨、美作、备前三国的守护赤松满佑在京都自宅刺杀将军足利义教。面对这样的突发状况，幕府当局一方面拥立义教之子足利义胜担任幕府大将军；一方面派遣以山名部队为主力的大军讨伐赤松氏。而山名宗全也不负众望于同年9月10日平定赤松氏。为了奖赏持丰幕府当局将原本由赤松氏担任守护的三国交由山名氏管理。于是原本就是但马、因幡、备后、石见、伯耆五国守护的山名氏接下了三国后，很快就成为西国最强大的势力。
本能寺之变与羽柴秀吉崛起
　　日本天正十年，公元1582年6月2日，一代枭雄织田信长在日本京都本能寺，遭到部将明智光秀的反叛。由于织田信长的卫队人数太少，根本无力阻挡明智光秀的进攻，于是织田信长切腹自杀，临死之前，命令自己的贴身卫士森兰丸放火焚烧自己的尸体，以免被叛军割去首级。在这场兵变中战死的还有织田信长的长子织田信忠和他的贴身卫士森兰丸。政变发生之时，织田信长的得力爱将筑前守羽柴秀吉（丰臣秀吉）正在备中地区作战。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火速返回京都平叛，战胜了明智光秀。在接下来的家督争夺战中，他成功地拥立了织田信忠的长子“三法师”织田秀信。又在军事上战胜了织田家的首席家臣柴田胜家。小牧山——长久手一战，他虽然没能击败德川家康，但却成功地瓦解了德川家康与织田信雄的同盟。最终迫使德川家康俯首称臣，为统一日本扫清重大障碍。
日本战国时代一百年
下克上的时代
　　应仁、文明之乱以后，幕府、将军与守护大名的固有权威失坠，代之而起的则是战国大名的登场。守护大名乃室町时代由幕府任命，将地方分国委由其支配管理者。应仁之乱以后，除了部份边境地区外，许多的守护大名相继没落，进而从次层级的守护代或国人众（*）当中，产生一些实力派的新贵阶级，称为战国大名。
　　（*）守护代：有力的守护大名多半兼任数个分国的统辖工作，并在京协助幕府的政务。因此领国方面则委请有力的家臣以「守护代」的身分监管。
　　（*）国人：又称为国众。国人的历史渊源比较复杂，简而言之，即南北朝、室町与战国时代地方分国上的在地领主。
　　由于战国时代起于一四八0年末，并延续至一五九0年左右，因此习惯上我们常称战国时代为「战国百年史」。战国大名的人数到底有多少位，伴随我们对战国大名的认定条件之基准点不同，则有不同的数额。一般而言，大约有一百至三百位左右。
　　战国大名得以生存的要件各式各样，有的仰赖庄园制而生存，有的则凭藉幕府?守护制而屹立不摇。支配区域的领国规模也是决定能否被认定为战国大名的重要关键。然而，例如尼子氏与毛利氏是拥有十个分国以上广大领地的大名；相对地，浅井氏则仅领有三个郡，却依然能独立自主。因此，对于战国大名的定义至今仍莫衷一是，学界也有主张以「战国期守护」称呼的说法提出。
　　根据战国大名的出身背景，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群。
　　*一种是由原先的守护大名直接转型成战国大名。例如甲斐的武田氏、骏河的今川氏、丰后的大友氏、萨摩的岛津氏，皆属于此种案例。伊达氏则是从国人身份出身，被升任为守护，再转型为战国大名，应该也可以归纳在这个案例当中。
　　*另一种则是经由战争的手段瓦解原来守护大名的势力，使自己的身份升格为战国大名。例如出云的守护代尼子经久将守护大名的京极氏推翻，而成为战国大名；越后的守护代长尾为景将守护大名上杉氏推翻，而成为战国大名，皆属此案例。这种以家臣的身份却将主君推翻，甚至取而代之的做法，成为战国时代的一大历史特色，被称为是「下克上」。
　　*第三种则是由在地领主的国人结合邻近地区众国人的势力，发动「国人一揆」，起来抗争，而转型为战国大名。例如安艺的毛利氏、近江的浅井氏都是属于这种案例。
　　从战国大名产生的过程中，可以了解这是一个讲究个人实力的时代，而实力养成的来源则极其多元。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战国大名乍看之下好像是实施专制君主制，但是其实却有浓厚的重臣共同经营的团队主义特质。战国时代的封建主从关系与江户时代不同。主从关系如同船与水的关系，主君是船，家臣是水，船若无水则无法前进。甚至，先有家臣才有主君的概念非常普遍。主君在处理政务时，也必须考虑到臣下是否欢心。一般而言，「加恩」便是讨臣下欢心最具体的做法。所谓「加恩」就是经由战争的手段，掠夺对方的土地，再分配给有功的将领。身为战国大名，如果无法买得臣下的欢心，就可能招致被「离反」的命运。「离反」就是指家臣放弃不成材的主君而离去。为了防止家臣的「离反」，主君只好不断地发动战争，以争取「加恩」的本钱。
战国最强的兵法
　　众所周知，战国时代是一个弱肉强食，讲究实力主义的时代。战国大名为了维持高度的战斗力，除了锻炼兵员之外，也必须储备大量兵器，因此在军事费上的支出相当可观。这一点与近代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所主张「富国强兵」的概念相当类似。除了强兵之外，富国更是必须考虑的课题。在农业时代的环境下，灌溉治水成为富国的先决条件。武田信玄的信玄堤、伊达政宗的贞山堀皆代表了战国大名不仅在沙场上骁勇善战，在治国管理上更是条理得法。整治河川，减低洪水氾滥的次数，整备灌溉用水，开发新田的结果，产米量自然快速激增。信长、秀吉与家康之所以能够完成统一霸业，不能不轻忽他们在治国管理上所下的工夫。其中，织田信长可说是始创俑者，扮演了先驱的角色。例如，他发明以铁壳船来抵御火箭，或是铁炮三段出击法来解决换装弹药的空档，皆是信长发挥丰富想像力而得以致胜的证明。
　　一五六七年（永禄十年）信长攻陷美浓斋藤龙兴的稻叶山城，并且改称为岐阜之后，便以「天下布武」四字刻印使用。学界多数都认为这是信长向天下人宣示将以武力强取天下之意，但是也有人认为这里的「武」字并非指武力、武斗，而是取武家之意。因此信长的「天下布武」是向天下宣示今后将由武家统治天下，武家将成为政治权力的中枢。
　　十三世纪之后，日本的社会基本上是呈现武家、公家（朝廷贵族）与寺家（佛教寺院）三权鼎力的局面。值此之际，公家的积弱不振早已是有目共赌。信长以一把无情火烧讨比叡山延历寺、或是与一向宗本山之石山本愿寺正面对决，其所觊觎的则在于使武家的政治力量能完全凌驾寺家之上。信长的这一政治路线，基本上在秀吉、家康的时代继续被传承下去。因此，武家的时代能够一直维持至明治维新为止。
本能寺之变的真相
　　众所周知，织田信长于一五八二年六月在京都的本能寺，为家臣明智光秀所刺身亡，也结束了信长的野望，享年四十九岁。然而，对于本能寺之变发生的原因却是众说纷纭。过去学界有各式各样的说法，例如怨恨说、野望说、内通说、或是绝望说等，但都莫衷一是。
　　静冈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小和田哲男先生对此则有其独到的见解。小和田先生的观点是从信长的将军任职与源平二氏之历史宿怨的角度切入，来剖析本能寺之变的事件真相。一五八二年（天正十年）三月，信长讨伐甲斐的武田氏之后，朝廷也开始认真考虑应该以如何的形式来调整朝廷与信长的关系。正亲町天皇所能做的，便是以朝廷体制下的官职赐予信长，来凸显信长作为之合法性。事实上，无论是信长自己也好，或是朝廷的意向也好，相互在私下皆认为以征夷大将军一职赐予信长是再合适不过了。然而，信长的家系可以上溯至十二世纪以前的桓武平氏。平氏祖先的平清盛也曾任职朝廷的太政大臣。虽然信长回应朝廷自己毫无预设立场，任何的官职皆愿意接受，。但是，朝廷方面也曾经考虑过，如果信长的欲求是太政大臣、或是关白之类的官职，那也无妨。然而，信长却在上京准备向朝廷回应的途中，被明智光秀暗杀身亡。
　　据说明智光秀的出身可追溯至美浓源氏之土岐氏末裔，虽然有些勉强，但如果光秀以自己乃源氏之后自居的话，从源平二氏之间的历史宿怨以及根据有职故实的规定，平氏出身的信长接任将军职一事则难以被源氏之后认同。换言之，光秀为了阻止信长接任将军职，乃伺机发动了本能寺之变。
　　当然，光秀应该在朝廷里另有共谋者支持，而不是自己单独犯行的。虽然从现存史料中，无法确知到底共谋者为何人，但仍有一些疑点被存留下来。另外，根据桐野作人先生的研究，吉田神道宗家的吉田兼见之自笔日记《吉田卿记》中对于自己与光秀之间的亲密交友关系，做了一些篡改。由此二例可以推知，在事变之后，朝廷的一些人士担心有些记事内容会被秀吉过目，而事先予以抹消、或另外重新书写。因此，信长被谋杀的事件真相还有许多可以讨论的空间。
丰臣秀吉与太阁记
　　相对于信长给人有冷酷、虚无的印象，秀吉则给人有平易近人的亲切形象，在加上他以一介贫农子弟，能够攀升至权力的顶点，自然散发出一股草莽英雄的魅力。因此，饱受身分制度桎梏之江户时代的一般庶民，对秀吉的成功物语充满憧憬，并多少抱有秀吉情结。江户时代也因而出版了为数不少的秀吉一代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便是《太阁记》。同样以《太阁记》为书名的作品很多，但是由于作者不同，因此书名《太阁记》上面再冠上作者的名字。例如，小濑甫庵的著作称为《甫庵太阁记》；川角三郎右卫门的作品则称为《川角太阁记》。若只以《太阁记》为题者，一般指的是《甫庵太阁记》。另外，也有附上插画的《绘本太阁记》，由竹内却斋撰写，冈田玉山绘图，自然也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不过必须注意的是，无论何种版本的《太阁记》，其内容皆与史实有相当的距离，并且记载著各种有趣的轶事，不过那是史实或是作者捏造的故事，则不得而知。
　　在各种版本的《太阁记》中，以土屋知贞的著作《太阁素生记》中所记述少年时代的秀吉之信凭度较高。不过，这本书的内容与其说是著作，不如说是口述访谈的汇编，来得更恰当，里面收集了秀吉少年时代的各种情报。
　　话说年少时代的秀吉沿著东海道东下卖针，结果走到引马（即今天的滨松市），受雇于今川义元的家臣松下加兵卫。三年后的一五五四年，秀吉以十八岁的年纪回到尾张，遇到昔日玩伴一若。这时的一若已经成为织田信长下面的一名小者头（下层武士）。于是在一若的引荐下，秀吉也成为信长下面的一名小者。其后，秀吉乃从小者、小者头、足轻、足轻组头、足轻大将，不断地升迁上去，并且于一五六一年与以后的北政所（宁宁；八重）结婚。一五七三年信长灭亡近江的浅井氏之后，秀吉乃获得北近江三郡的恩赏。从此，秀吉也成为一国一城的领主，姓氏也从「木下」改成「羽柴」。
　　秀吉能够成功的另一关键在于他的政治智慧。如前所述，促使秀吉最早成为「一国一城之主」的领地在近江。由于近江一带有琵琶湖、以及京都连结地方之四通八达的干道，自古便具备了商业繁盛的环境。因此，提到近江自然会令人想起近江商人。当多数的大名领主还不懂得重视商业与礼遇商人的时候，秀吉便懂得「算盘优于武器」的道理。秀吉已经看出以一把枪便能闯天关的时代将不复存在。他在近江不断录用一些善于理财的家臣，相对于靠枪闯天下的武功派，这些人则被视为是吏僚派、或是奉行派。秀吉身边近江出身的家臣为数不少，例如石田三成、增田长盛、长束正家、片桐且元、宫部继润、大谷吉继等皆属之。在秀吉的领导团队中这些近江出身的家臣，自然也会进而带动充满近江商人性格的决策。
十三、江户时代
 

　　江户时代是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年代，时间由1603年创立到1867年的大政奉还。是日本封建统治的最后一个时代。
历史综述
　　1603年，德川家康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设幕府，至第三代将
　　军德川家光时，幕府机构大体完备。幕府领地约占全国土地1/4，其余由大名(诸侯)领有，称藩国。将军是全国最高统治者，下设老中，决定政策，统辖政务，负责控制朝廷、大名与外交；大名是各藩国的统治者，下设家老、年寄等，直接统治人民，拥有领地的行政、司法和年贡征收权等。幕府设巡见使及被称为目付的监察官监督各藩国，并采取大名参觐交代和大名改易等办法控制大名，但各藩国仍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形成在德川将军控制下的各藩国分割统治的政治体制。
　　17世纪末，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幕藩体制出现危机，表现为幕藩财政困难，农民起义频繁。为应付危机，幕府在18 世纪中叶～19世纪40年代实行改革，但并未奏效。1854年日本开国后，民族危机又加剧了封建制危机。萨摩、长州等西南强藩，在改革派下级武士推动下，逐渐采取与幕府不同的政策，殖民兴业，抵抗外敌。在幕末农民起义和萨长等西南强藩为中心的倒幕运动压力下，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于1867 年末被迫宣布奉还大政。 1867 年12 月9日倒幕派发动王政复古政变，宣布废除幕府制度。新成立的明治天皇政府经1868 ～1869年的戊辰 战争，彻 底打倒幕府势力。至此，日本的封建幕府政治结束。
社会结构
综述
　　在德川日本,全体居民都被严格的等级制度分为四个阶层：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德川时期之前，这些阶层之间曾经有过一些流动，但是，德川将军为了维护他们的势力和特权，限制了这些流动。特别是，他们试图保护武士阶层，使得农民阶层不可能成为武士。1586年，丰臣秀吉颁布法令，农民必须在他们的土地上耕作。1587年，他颁布只有武士才可以佩带长剑，之后，佩带长剑成了武士阶层的象征。如同经济状况的变化那样，在维护不同阶层的严格界限上，将军也不是那么成功。
武士
　　武士就是战士阶层。最顶端的就是将军本身。在他的下面，是大名（藩主），控制着大量土地的地主。大名手下是他们自己聚集的武士，可以在很多方面为他们服务。其中一些是指导教师，一些守卫他的城堡，还有一些组成了他的私人军队。另外，在江户那种大城市里，武士有各种各样的职务——幕府中的官员，或者警官。最后，还有浪人，就是没有主人的武士。他们不用报答主人，同样也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浪人可能会定居在特殊的地方，教授技能或进行其他的工作。不过许多浪人会在乡下流浪并寻找有酬劳的工作。一些人也会像雇佣兵一样受雇于出价高的大名。德川时期日本一共有3000万人，其中大约200万是武士。
农民
　　大米是粘合社会各阶层的胶水，理所当然是由农民生产的。大米的量度标准是石。一石能供一个人吃一年。在这个时期，日本大米年产量估计是2500万石。将军负责分配整个国家的收成。他自己拿了20%，另外把绝大多数都分给了大名。据Charles J. Dunn所说，最强大的大名——日本北部的加贺藩能收到130万石。在德川日本，超过270个大名能收到至少一万石。那为农民留下了什么？这取决于天气。通常，农民上缴一半以上的大米收成。年成不好的时候，将军和大名并没有减少他们的需求，因此农民被迫要用更少的粮食生活。在这个时期，农村的饥荒并不罕见。这样，虽然农民在社会中是握有特权的——地位仅在武士之下，但他们的生活通常十分艰难。种大米需要大量艰苦的体力劳动，而且到了今天，许多工作都要手工操作。在艰难的时候，农民会无视将军的禁令搬迁到城市里从事贸易。当他们父亲的土地被长子继承的时候，很多年轻的儿子也会去经商。
手工业者
　　很难把手工业者和商人明确的分开，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活动经常重
　　叠。比如一个制衣匠可能会卖掉他的产品，他的事业也可以在其他的方向上发展，比如借贷。在德川社会，武士对某些技术有很高的要求，比如造剑，受到了很高的重视。所以，造剑者有很高的地位。在德川日本，常见的技术包括木工、石工、酿造工和涂漆工。
商人
　　商人，特别是在城市中的那些，变得很富裕，但是处于社会阶层的底部。这是由于儒家的观点：商人不像农民和手工业者那样生产任何东西。相反，他们赚那些生产劳动力的的钱。但是，因为有钱赚，所以其他阶层的，甚至是低级的武士，有时候也愿意接受这个较低的地位。此外，如同德川时期发展的那样，经济逐渐的从封建向商业转化，从整体上看，商人可以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在德川日本，贸易通常是一个缓慢而繁重的事业。虽然道路系统规模巨大，而且受到了很好的维护，但将军为了军事防御，禁止用车辆进行贸易。这样，大部分通过陆路的商品是放在马或人的背上。
其他群体
　　其他几个群体存在于这个阶级体系之外，包括演员，僧侣和屠夫。在某些方面，既然它处于组成日本社会的严格的阶级体系之外，它的成员就有一定的自由度。不过，这个体系有充分的生活保障和生计，所以生活在体系之外也有不利之处。屠夫是被驱逐者——强迫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团体中，并要避开日本社会的其他成员。他们的地位如此之低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与死有关：他们处理动物的尸体，鞣兽皮并制革。屠夫面对着大量的宗教中不吉利的东西。日本人受到佛教徒的影响，一般都是食素者，禁止杀生。在神道教中，与死相接触需要斋戒。在现代日本，仍然坚持区别屠夫。屠夫家庭的名单在社会中秘密的散播。保守的日本家庭为了防止儿子或女儿与一个屠夫世家结婚，都会参考这样的名单。
经济发展
　　江户时代的经济制度是一种封建的小农经济。16世纪末，日本人口的80%以上为农民。基本的生产关系为各藩领主直接控制广大农民，农民为领主耕种一块世袭土地，并交纳一定量的实物地租和贡米。这种被称为“本百姓”的自耕农，是德川幕府时代幕藩体制的主要经济基础。
　　幕府的收入主要依赖农民的年贡。因此为保证大米等粮食的供应充足，幕府千方百计提高对土地产量的剥削，不断地变换租税收取制度，提高农民上税的份额，对农民的搜刮几乎到了使农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为防止农民从土地上流失，严禁土地的永世买卖。同时为了防止农村生产、生活的商业化，1650（庆安三）年，幕府向全国农民发布《庆安告谕》，禁种经济作物，提倡节约。并通过改革币制、强制捐献、垄断专卖等形式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
　　尽管如此，商品经济还是在农村出现了，农村的生产力程度由于生产工具的改造以及栽培技术的提高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一部分农民开始有了年贡之外的剩余产品。这为商品经济在农村的发展与城市的繁荣创造了条件。一部分富裕起来的富农、地主雇佣贫雇农进行土地的耕种，同时在农村开设手工作坊，进行商品的经营，牟取更大的利益。乡村商人统包农民的农产品及手工产品，销往外地。同时城市商人也把目光投向农村，他们向农村收购产品，牟取利润。封建领主出于生活与财政的需要，也不得不鼓励农民进行一些经济作物的生产，农业生产日益商品化。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产生了农业特产区，如棉花生产集中在畿内和东海地区，养蚕集中于关东和东山地区，大豆盛产于本州东北地区。这样的地区性特色农业为农产品的商品化提供了契机。米、棉、油等农产品除了上交部分外，剩余部分都作为商品出售。自然经济逐渐受到冲击。
　　农村经济作物的生产，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从17世纪末开始，农村手工业成为手工业发展的显著特点。农产品的商品化，使农村卷入商品经济的漩涡。上交给幕藩的租贡和农民的剩余品都向货币趋势发展。17世纪后半期开始，为解决复杂的财政生活需要，各幕藩开始实行初期专卖制，并开始经营地方性特色手工业。一部分农民在商业活动中独立出来，成为新兴的阶层。经过商人的活动与幕藩的经营，各地手工业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自己的特色。手工业的主要产地有：京都西阵、九州博多的丝织业，大阪附近的棉织业，越前、美浓的造纸业，滩、池田、伊丹的酿酒业等等。
　　由于各产业的发达与“参观交代”制度的影响，交通的建设也如火如荼。形成了以江户为中心的呈反射状的交通要道。沿海岸到京都的东海道、经信浓到京都的中山道、通往甲州（今山梨县）的甲州街道、去往奥州（今东北地区）的奥州街道与通往日光的日光街道被称为当时的“五街道”。由于运送大米与物质的商船的增加，航运事业也逐渐发达起来。
　　随着各产业的发达，城市的发展进一步繁荣。为削弱各地大名的反抗力量，1615年幕府下令摧毁除藩主居住地以外所有地方的城堡，保持“一国一城”。幕藩的领主将武士聚集到城堡周围，并召集手工业者、商人也聚集到这里，形成“城下町”，在“城下町”的基础上慢慢发展了城市的规模。到17世纪末，全国上下已有城市300余座。其中江户、大坂、京都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以江户为例，不仅是幕府所在地，而且是经济文化的中心。据1693年的调查，江户各阶层的人口总数有100余万，超过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伦敦。大坂为当时商业的中心，有“天下的厨房”的美誉，江户时代在这里形成了全国市场的中心，活跃在城市的町人与进出大坂的商人使大坂成为当时最具活力的城市，人口也仅次于江户。另一个繁华的城市就是京都，18世纪初城内外人口达到36万左右。
　　城市的兴盛使商业更加繁荣。为保证商业的利益，批发商门组成同业公会，不断地积蓄起财富，出现了大坂鸿池、江户三井等大商人。 　　
　　资本主义因素与生产关系的变化
　　德川中期以后商品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全国形成了以大坂、江户、京都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圈。江户是最大的全国消费市场。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船满载大米、酒类、盐、手工制品在江户港停泊。这些产品除了一部分为上交给幕府与藩主的租赋外，一半以上为进入江户流通市场的商品。以大米为例，送到江户的商品大米由米批发商卖给销售商，经“舂米屋”加工后直接送往市场销售，在嘉永（1848－1853）年间，仅江户城就有这样的“舂米屋”2700余间。
　　在大坂，于1697（元禄十）年，开设了堂岛大米市场，1730年，堂岛米会所成立，下设“正米商内”与“帐合米商内”。“正米商内”负责米券的发放，“ 帐合米商内”则进行相当于期货交易的证券买卖活动。每年有100万石以上来自畿内、九州、四国甚至东北的大米集中在被称为“藏屋敷”的仓库中，米商用购买的“米切手”（米券）兑换大米运往大坂堂岛米市场进行销售。
　　除了大米之外，酒的市场也在形成。幕府为稳定米价，曾于1754年下令解除对造酒业的限制，兵库县滩地方、摄津的伊丹、池田都成为著名的酒产地，兴盛的酒制造业还吸引周边百姓参加劳动。另外，盐的产地主要是濑户内海沿岸诸国。17世纪，这里出产的盐占全国盐市场的九成以上。
　　由于城乡分工扩大，商品生产的流通、合作性日益加强。例如秋田的棉纺织业，其原料就来自藩外的大坂。这种生产方式打破了藩与藩的界限，使商品生产的市场日益扩大。
　　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把农民卷入了商品生产的环流。农村不仅仅是商品原料的提供地，同时也成为简单加工业的工厂。商人会向农民统购一定的手工产品，支付有限的加工费；地主富农开设手工作坊，雇佣农民进行生产等等，都是这一变化的体现。
　　这样，全国各地各地都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逐渐出现。
　　19世纪初，出现了由许多工人分工制造同一产品的手工业工场。在农村，地主富农开设酿酒、酱油等手工作坊，雇佣农民进行生产。也有的商人提供原材料和生产工具如棉纱、织机等，组织劳动力生产商品。而在城市，手工工场的数量和规模都达到了相当大的程度。江户时代上层社会穿着的华贵衣物和市民们消费的布料大多出自京都西阵的手工业工场。工场除了平织机之外，还拥有可以织出复杂花纹的“高织机”。西阵的丝织工场在18世纪达到极大的规模。1730年6月京都西阵织造工场遭受大火，损失织机3012台，而这个数字只是全部织机的一半，恢复后的工场，织机数量仍然达到2500余台，可见当时西阵织造工场实力之强。除了酿酒、丝织，其他行业也相继出现了手工工场。
　　商品经济冲击着封建领主经济结构，促进了生产关系和农村的阶级变化。首先，出现了一大批豪商，他们利用商品经营中获取的利润，投资于土地垦殖和河川治理，成为拥有商品、钱庄河大量土地的商人兼地主。他们把资本转化为土地，再通过租佃关系剥削农民，转过来又用地租投入商业活动；其次，农民中也发生了分化，大批小农失去土地，沦为租佃农。小农的破产，从根本上动摇了幕藩体制。正是这种生产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推动了推翻幕府，建立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新政府的活动。
海外贸易发展
　　德川家康时，积极与越南、吕宋等地进行贸易，与中国和葡萄牙商人等等竞争，他确立持有朱印状者才能准予贸易的朱印船制度，据说丰臣秀吉时代就有朱印状，德川时代加以延续，状上会附上详细的航行目的地，以及幕府批准的准确日期，右上角则盖有将军的红色官印。日本西南的外样大名与有势力的商人便在德川家光下令锁国之前，航行著朱印船往来东南亚、台湾、马尼拉之间。江户幕府锁国政策确立以后，限制朱印船海外贸易，1635年在寻求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停止朱印船航行，并废止朱印状制度。
教育发展
　　江户时代的学校大玫分作下列五种：
　　幕府直辖学校：如昌平学门所，以武士为对象，带有强制性
　　藩学：同样以武士为对象，规模参照幕府学校，以教授儒学、汉诗、汉文、兵学及经济为主，直至幕末时候约有二百余所；著名者有会津藩日新馆、米泽藩兴让馆、熊本藩时习馆及水户藩弘道馆
　　乡学：幕府及藩主在乡村兴办，以教育士庶子弟为主
　　私塾：约一千五百间，由著名学者建立，入学者多是慕名而来
　　寺子屋：提供类似现代的小学教育，学童年龄大都是六至十多岁，以训练读、写及算盘为主
　　江户时代的人们教育水平是在中古型态的国家中出奇地高的，当时的男性大部分皆识字，女子识字率也较高，一是因为私塾和寺子屋没有特定收费，富人可缴交银两作学费，即使出身寒微，如一般农家也可交以少量农作土产作学费，学费的相较便宜令多数人皆有机会受教，其二随著商业化，人流物流增加，生活技艺的提高也迫使人们必须识字以维持生计，故当日之日本社会的教育水平是颇高的。
　　德川家康时，积极与越南、吕宋等地进行贸易，与中国和葡萄牙商人等等竞争，他确立持有朱印状者才能准予贸易的朱印船制度，据说丰臣秀吉时代就有朱印状，德川时代加以延续，状上会附上详细的航行目的地，以及幕府批准的准确日期，右上角则盖有将军的红色官印。日本西南的外样大名与有势力的商人便在德川家光下令锁国之前，航行著朱印船往来东南亚、台湾、马尼拉之间。江户幕府锁国政策确立以后，限制朱印船海外贸易，1635年在寻求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停止朱印船航行，并废止朱印状制度。
教育发展
　　江户时代的学校大玫分作下列五种：
　　幕府直辖学校：如昌平学门所，以武士为对象，带有强制性
　　藩学：同样以武士为对象，规模参照幕府学校，以教授儒学、汉诗、汉文、兵学及经济为主，直至幕末时候约有二百余所；著名者有会津藩日新馆、米泽藩兴让馆、熊本藩时习馆及水户藩弘道馆
　　乡学：幕府及藩主在乡村兴办，以教育士庶子弟为主
　　私塾：约一千五百间，由著名学者建立，入学者多是慕名而来
　　寺子屋：提供类似现代的小学教育，学童年龄大都是六至十多岁，以训练读、写及算盘为主
　　江户时代的人们教育水平是在中古型态的国家中出奇地高的，当时的男性大部分皆识字，女子识字率也较高，一是因为私塾和寺子屋没有特定收费，富人可缴交银两作学费，即使出身寒微，如一般农家也可交以少量农作土产作学费，学费的相较便宜令多数人皆有机会受教，其二随著商业化，人流物流增加，生活技艺的提高也迫使人们必须识字以维持生计，故当日之日本社会的教育水平是颇高的。
文化发展
哲学思想
　　儒学发展到宋朝，经程颐、程颢及朱熹的发展，形成了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宋学。宋学最初作为禅僧的学问被带入日本，16世纪开始形成学派并逐渐影响到幕府政治。
　　朱熹的理论侧重于伦理道德的“大义名分”思想，极符合刚刚建立起统治的江户幕府的政治需要。因此朱子学逐渐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
　　日本朱子学的代表人物当推藤原惺窝与林罗山。藤原惺窝由禅僧转向儒学，继而用朱子学的理论对佛教发动进攻，为朱子学在日本思想领域的地位作了开创性的努力。而真正使朱子学成为统治思想的是藤原惺窝的弟子林罗山。林罗山也脱胎于禅僧，同样由批判佛教走向朱子学。同时他积极地参与政治，曾历侍4代将军，帮助幕府制定律令，起草文件。在他的努力下，幕府将朱子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将其推广到民间。幕府资助林罗山在各地开设专门讲授朱子学的学堂，各地也出现了被指定教授朱子学的藩校。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时期，幕府建立了直属幕府的昌平黉，大学头的职位由林家世袭。
　　朱子学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分裂成两派。一派是山崎闇斋为代表的海南派，带有浓重的国粹主义倾向；另一派是以贝原益轩为代表的关西派，强调朱子的“穷理”理论，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
　　阳明学传入日本最早可追溯到室町时代的了庵桂悟。史料表明他与王阳明曾有过接触。但他的思想上并未体现阳明学的系统理论。阳明学真正在日本兴起，始于中江藤树。中江原是朱子学的追随者，随着学问的深入，他逐渐感觉到朱子学过分拘泥于外在形式，有漂浮不实的感觉。在接触阳明学后，深感“格物致知”理论的深刻，遂倾倒于阳明学。
　　中江藤树之后，其弟子熊泽蕃三进一步发展了阳明学。熊泽蕃三通过与藩主、大名的接触，将阳明学传播到上层社会。但由于朱子学的强大压力，阳明学未能得到更大程度的展开。熊泽蕃三之后，日本阳明学一度沉寂。直到江户后期，阳明学又出现复苏，它的鼓励实践的精神，鼓舞了一批日本社会的革命家。如大盐中斋（大盐平八郎），吉田松阴等，都是用阳明学作为武器对现实体制展开批判和斗争的。
　　阳明学还影响了一批后来明治维新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如高杉晋作、西乡隆盛等。
　　朱子学在江户时代被树立“官学”地位的同时，也招致其他学派的怀疑和反对。在反对朱子学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儒家学派。日本的古学派借用复古汉学的口号，从朱子学派中脱离出来。
　　古学派的创始人是山鹿素行。他提出朱子学与阳明学都不是真正的孔孟之道，要恢复真正的儒学，必先追踪孔孟经典，钻研先秦儒学。山鹿素行于1665年撰写了《圣教要录》，批判朱子学和阳明学对儒学的曲解，遭到幕府的流放。
　　另一名古学派的代表人物是伊藤仁斋，他也站在反对朱子学的立场上，高喊复古口号，编撰《论语古义》7卷，主张以“人情”而非政治手段来树立道德。伊藤创建的这一学派被称为“古义学派”。
　　荻生徂徕也是古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在文学方面提倡“古文辞”，主张在本国文的基础上，吸收和摹拟先秦隋唐诗文，反对宋代文风。同时，他将这一文学原则贯穿到自己的政治理论与道德观上，大力推崇“先王之道”，反对朱子学。面对陷入重重困境的幕府统治，他提出幕府统治者应负起恢复古代良风美俗的责任，自上而下地改革“礼乐刑政”，为此必须研究古典文辞，学习“先王”制定的典章制度。
　　古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虽略有不同，但他们都主张返回古典，并企图从古典中寻找到对当时的现实生活有用的智慧，即回归到“经世之学”与实用之学上来。
　　18世纪以后，在儒家学问的重重包围中，出现了一支主张回归日本古典，从本国文化中寻觅“大和精神”的“国学”潮流。它经过契冲、荷田春满、贺茂真渊的努力，到本居宣长集大成，确立了国学派的地位。
　　契冲通过对《万叶集》与古代假名的深入探讨，总结出了国学的研究方法。主张应着眼于古典中的自然情感，从比考据对象更早的文献进行精密的实证。伏见稻荷神社的神官荷田春满继承这一研究方法，立足于日本古典的研究，致力于将日本传统神道从儒学、佛教中分离出来的活动。而贺茂真渊则吸收了契冲主情主义的文学论与荷田春满的神道论，力求从古语古句中发现“古道”，并主张从儒学的合理主义出发寻求人的内心的解放。
　　国学在本居宣长时期集大成。本居宣长出身于棉花商人之家，青年时期深受契冲与贺茂真渊的影响，埋头研究《古事记》、《源氏物语》、和歌等等。文学上，他主张摒弃儒学道德观控制下的文学观，重视人的自然情感的流露，提出著名的“物哀”概念。统治论方面，强调日本乃天照大神之子孙，只要遵守神道，即使没有佛教和儒学，日本也可保持天下太平，皇统无穷。关于政治改革，他主张恢复“古道”，以古人之治挽救今日之危机。
　　本居宣长之后的平田笃胤更是大力提倡复古神道和纯粹国学，在幕末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具有极大的煽动性。
　　国学者提出的理论大多有着尊皇、复古的国粹主义倾向，这也为幕末培养了一批尊王攘夷运动的活动家。
町人思想与町人文学
　　町人思想的发展与成熟是以工商业者的经济成长为背景的。就整个江户时代而言，人们生活在等级制度的社会中，在四个等级身份中，“商”的地位是最低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元禄（1688－1704）时代，商人在经济上的实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在田沼意次的年代，商品经济超越了旧有的农村自然经济，工商业者阶级的实力终于超过武士阶级，这与他们当时的地位显然是不相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代表町人意志，努力为町人争取社会地位的思想家、文学家出现，产生出别具一格的町人思想。
　　町人思想的首要任务是否定封建社会的尊卑观念，否定等级身份制度。他们首先从全人类的角度，提出人皆为天地子孙，本没有贵贱上下之分，主张“武士不为贵，商人亦不贱”。其次，对于商人的社会作用的肯定是町人思想的又一特征。心学的创始人石田梅岩就认为商人的行业有助于天下，它不为私利私欲，具有公益的性质，因而不应对商人的行业产生偏见，商人的利益也是正当的。学者西川如见在《町人囊》中指出，商人虽位居四民之末，但它具有滋润万物的作用，对贵族社会也是有用的。儒学者荻生徂徕也说：“商者互通有无，助于世人”。町人思想的另一表现是努力追求与武士阶级的平等。提出商人对国家的贡献犹如武士对君主的效忠，商人的营利犹如武士的受禄。这一思想还表现在文艺作品中对武士阶层的轻视。商人出身的町人文学家井原西鹤在他的作品中就多处表示对武士阶层的轻视与讽刺。
　　江户时期町人思想的成长为提高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要求平等的思想倾向虽然招致幕府的打击与压制，但在其蒸蒸日上的经济实力的支撑下，町人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创造出了别具一格的町人文化。
　　俳谐来源于前代连歌之发句，在江户时代经松永贞德的努力使之脱离连歌，成为迎合庶民口味的短小精悍的诗歌形式。俳谐的风格幽默滑稽，带有讽刺的意味，因而得名。后来西山宗因将俳谐从和歌、连歌等古典传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取材、语言都追求自由的风格，表现城市新兴阶层町人的真实生活情感。元禄时期，武士出身的松尾芭蕉对俳谐进行改造，使之成为由17个音节组成的短句，并改革俳句的内容与风格，将俳谐从纯粹的通俗消遣文学中升华，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诗歌艺术形式。
　　芭蕉的俳句，经过正冈子规的努力推广，形式被加以固定，成为世界上最短小的诗歌形式，在今天，俳句仍然被广大人民所喜爱。它成为日本文化的特色之一。
　　江户时期在前代“御伽草子”和“假名草子”的基础上出现了描写当世人俗风情的新形式小说 “浮世草子”。“浮世”，指现实社会。浮世草子主要以町人生活与情感为描写对象。17世纪中后期出身于商人家庭的井原西鹤是江户时期浮世草子作家的杰出代表。
　　井原西鹤一直以町人的身份与立场关注着人世间的冷暖饥渴，创造出其著名的“好色”文学。《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是其中的代表。他利用俳谐的手法，通过对町人社会男女恋爱故事的描写，肯定人的欲望与爱情，同时刻画出等级社会中商人的心理与生活遭遇，被誉为日本社会现实主义的顶峰作家。
　　井原西鹤的代表作品还有《世间胸算用》、《日本永代藏》、《西鹤诸国话》等。在井原西鹤之后，一大批浮世草子的作家活跃于文坛。著名的作家与作品还有西泽一风的《风流御前义经记》、江岛奇碛的《倾世色三味线》、《倾城禁短气》；上田秋成的《诸道听耳世间猿》等等。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井原西鹤世情小说的影响。
　　草双子是以图为主的小说体裁，类似于中国的连环画。它用连续性的绘画来描述一定的故事情节，配以假名解说。江户时代，这种通俗易懂的小说形式得到文化教育程度较低的平民百姓的欢迎。
西籍的传入与兰学的发展
　　江户幕府作为禁教政策的一环而采取的禁书制度极其严格。所谓禁书，就是只用中文书写印刷的宣传基督教教义的书籍。这些书籍禁止传入，禁止私藏，更不允许贸易。1692年幕府在长崎奉行之下设书物改役一职，专司调查境外传来的书籍中是否含有基督教的内容，没有的方可输入。在整个江户时代，禁书的书名并没有公开，了解此事的仅限于负责检查书籍的官吏及其他一小部分人。关于禁书的种类，以《御禁书目录》（现藏于长崎县立图书馆）记载最值得信赖，宽永禁书有32种（一说31种），1685年继《寰有诠》被视为禁书后，又把《帝京景物略》、《西湖志》等15种列为禁书，其后种类又有所增加。禁书制度的实施，对当时的中日贸易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大量被视为不含“邪教”的书籍（其中不乏汉译洋书）仍畅通无阻，输入日本。特别是在德川吉宗解除除基督教书之外的洋书及汉译洋书的输入禁令后，许多与西方自然科学有关的洋书和汉译书籍蜂拥而至，随之学术研究群体也不断壮大，从而大大丰富了当时的儒教实学和作为技术学和经验科学的实学的内涵，为近世实学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解禁后先后传入的书籍有《历算全书》、《新写译本历算全书》、《西洋新法历书》、《灵台仪象志》、《圜容较义》、《同文算指》、《职方外记》、《交友论》、《三才发秘》、《坚夸瓜集》、《西湖志》、《天学初函》器物篇的《几何原本》、《勾股义》等。由于希望文库中增加一些载有实利性的荷兰书籍，德川吉宗于1717年收入的《动物图说》（荷语版）等。由于知道了西方医药书籍的附图非常精密，名儒医青木昆阳、侍臣野吕元丈奉将军之命学习兰学。
　　至德川吉宗时期彻底地结束了对“形而上”学问的穷追，改为提倡以形和物为基础的客观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把注意力转向经世济民上来。实学成为幕府和诸藩殖产兴业、加强封建制度的有力手段。以技术学和经验科学为特色的实学都孕育着实用的、实证的、合理的、批判的性质，因此“兰学”受到人们的重视。通过兰学，日本人的视野也渐趋朝向西方，大规模地吸收先进的西方文化，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
艺术发展　　儒学发展到宋朝，经程颐、程颢及朱熹的发展，形成了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宋学。宋学最初作为禅僧的学问被带入日本，16世纪开始形成学派并逐渐影响到幕府政治。
　　朱熹的理论侧重于伦理道德的“大义名分”思想，极符合刚刚建立起统治的江户幕府的政治需要。因此朱子学逐渐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
　　日本朱子学的代表人物当推藤原惺窝与林罗山。藤原惺窝由禅僧转向儒学，继而用朱子学的理论对佛教发动进攻，为朱子学在日本思想领域的地位作了开创性的努力。而真正使朱子学成为统治思想的是藤原惺窝的弟子林罗山。林罗山也脱胎于禅僧，同样由批判佛教走向朱子学。同时他积极地参与政治，曾历侍4代将军，帮助幕府制定律令，起草文件。在他的努力下，幕府将朱子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将其推广到民间。幕府资助林罗山在各地开设专门讲授朱子学的学堂，各地也出现了被指定教授朱子学的藩校。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时期，幕府建立了直属幕府的昌平黉，大学头的职位由林家世袭。
　　朱子学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分裂成两派。一派是山崎闇斋为代表的海南派，带有浓重的国粹主义倾向；另一派是以贝原益轩为代表的关西派，强调朱子的“穷理”理论，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
　　阳明学传入日本最早可追溯到室町时代的了庵桂悟。史料表明他与王阳明曾有过接触。但他的思想上并未体现阳明学的系统理论。阳明学真正在日本兴起，始于中江藤树。中江原是朱子学的追随者，随着学问的深入，他逐渐感觉到朱子学过分拘泥于外在形式，有漂浮不实的感觉。在接触阳明学后，深感“格物致知”理论的深刻，遂倾倒于阳明学。
　　中江藤树之后，其弟子熊泽蕃三进一步发展了阳明学。熊泽蕃三通过与藩主、大名的接触，将阳明学传播到上层社会。但由于朱子学的强大压力，阳明学未能得到更大程度的展开。熊泽蕃三之后，日本阳明学一度沉寂。直到江户后期，阳明学又出现复苏，它的鼓励实践的精神，鼓舞了一批日本社会的革命家。如大盐中斋（大盐平八郎），吉田松阴等，都是用阳明学作为武器对现实体制展开批判和斗争的。
　　阳明学还影响了一批后来明治维新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如高杉晋作、西乡隆盛等。
　　朱子学在江户时代被树立“官学”地位的同时，也招致其他学派的怀疑和反对。在反对朱子学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儒家学派。日本的古学派借用复古汉学的口号，从朱子学派中脱离出来。
　　古学派的创始人是山鹿素行。他提出朱子学与阳明学都不是真正的孔孟之道，要恢复真正的儒学，必先追踪孔孟经典，钻研先秦儒学。山鹿素行于1665年撰写了《圣教要录》，批判朱子学和阳明学对儒学的曲解，遭到幕府的流放。
　　另一名古学派的代表人物是伊藤仁斋，他也站在反对朱子学的立场上，高喊复古口号，编撰《论语古义》7卷，主张以“人情”而非政治手段来树立道德。伊藤创建的这一学派被称为“古义学派”。
　　荻生徂徕也是古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在文学方面提倡“古文辞”，主张在本国文的基础上，吸收和摹拟先秦隋唐诗文，反对宋代文风。同时，他将这一文学原则贯穿到自己的政治理论与道德观上，大力推崇“先王之道”，反对朱子学。面对陷入重重困境的幕府统治，他提出幕府统治者应负起恢复古代良风美俗的责任，自上而下地改革“礼乐刑政”，为此必须研究古典文辞，学习“先王”制定的典章制度。
　　古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虽略有不同，但他们都主张返回古典，并企图从古典中寻找到对当时的现实生活有用的智慧，即回归到“经世之学”与实用之学上来。
　　18世纪以后，在儒家学问的重重包围中，出现了一支主张回归日本古典，从本国文化中寻觅“大和精神”的“国学”潮流。它经过契冲、荷田春满、贺茂真渊的努力，到本居宣长集大成，确立了国学派的地位。
　　契冲通过对《万叶集》与古代假名的深入探讨，总结出了国学的研究方法。主张应着眼于古典中的自然情感，从比考据对象更早的文献进行精密的实证。伏见稻荷神社的神官荷田春满继承这一研究方法，立足于日本古典的研究，致力于将日本传统神道从儒学、佛教中分离出来的活动。而贺茂真渊则吸收了契冲主情主义的文学论与荷田春满的神道论，力求从古语古句中发现“古道”，并主张从儒学的合理主义出发寻求人的内心的解放。
　　国学在本居宣长时期集大成。本居宣长出身于棉花商人之家，青年时期深受契冲与贺茂真渊的影响，埋头研究《古事记》、《源氏物语》、和歌等等。文学上，他主张摒弃儒学道德观控制下的文学观，重视人的自然情感的流露，提出著名的“物哀”概念。统治论方面，强调日本乃天照大神之子孙，只要遵守神道，即使没有佛教和儒学，日本也可保持天下太平，皇统无穷。关于政治改革，他主张恢复“古道”，以古人之治挽救今日之危机。
　　本居宣长之后的平田笃胤更是大力提倡复古神道和纯粹国学，在幕末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具有极大的煽动性。
　　国学者提出的理论大多有着尊皇、复古的国粹主义倾向，这也为幕末培养了一批尊王攘夷运动的活动家。
町人思想与町人文学
　　町人思想的发展与成熟是以工商业者的经济成长为背景的。就整个江户时代而言，人们生活在等级制度的社会中，在四个等级身份中，“商”的地位是最低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元禄（1688－1704）时代，商人在经济上的实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在田沼意次的年代，商品经济超越了旧有的农村自然经济，工商业者阶级的实力终于超过武士阶级，这与他们当时的地位显然是不相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代表町人意志，努力为町人争取社会地位的思想家、文学家出现，产生出别具一格的町人思想。
　　町人思想的首要任务是否定封建社会的尊卑观念，否定等级身份制度。他们首先从全人类的角度，提出人皆为天地子孙，本没有贵贱上下之分，主张“武士不为贵，商人亦不贱”。其次，对于商人的社会作用的肯定是町人思想的又一特征。心学的创始人石田梅岩就认为商人的行业有助于天下，它不为私利私欲，具有公益的性质，因而不应对商人的行业产生偏见，商人的利益也是正当的。学者西川如见在《町人囊》中指出，商人虽位居四民之末，但它具有滋润万物的作用，对贵族社会也是有用的。儒学者荻生徂徕也说：“商者互通有无，助于世人”。町人思想的另一表现是努力追求与武士阶级的平等。提出商人对国家的贡献犹如武士对君主的效忠，商人的营利犹如武士的受禄。这一思想还表现在文艺作品中对武士阶层的轻视。商人出身的町人文学家井原西鹤在他的作品中就多处表示对武士阶层的轻视与讽刺。
　　江户时期町人思想的成长为提高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要求平等的思想倾向虽然招致幕府的打击与压制，但在其蒸蒸日上的经济实力的支撑下，町人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创造出了别具一格的町人文化。
　　俳谐来源于前代连歌之发句，在江户时代经松永贞德的努力使之脱离连歌，成为迎合庶民口味的短小精悍的诗歌形式。俳谐的风格幽默滑稽，带有讽刺的意味，因而得名。后来西山宗因将俳谐从和歌、连歌等古典传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取材、语言都追求自由的风格，表现城市新兴阶层町人的真实生活情感。元禄时期，武士出身的松尾芭蕉对俳谐进行改造，使之成为由17个音节组成的短句，并改革俳句的内容与风格，将俳谐从纯粹的通俗消遣文学中升华，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诗歌艺术形式。
　　芭蕉的俳句，经过正冈子规的努力推广，形式被加以固定，成为世界上最短小的诗歌形式，在今天，俳句仍然被广大人民所喜爱。它成为日本文化的特色之一。
　　江户时期在前代“御伽草子”和“假名草子”的基础上出现了描写当世人俗风情的新形式小说 “浮世草子”。“浮世”，指现实社会。浮世草子主要以町人生活与情感为描写对象。17世纪中后期出身于商人家庭的井原西鹤是江户时期浮世草子作家的杰出代表。
　　井原西鹤一直以町人的身份与立场关注着人世间的冷暖饥渴，创造出其著名的“好色”文学。《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是其中的代表。他利用俳谐的手法，通过对町人社会男女恋爱故事的描写，肯定人的欲望与爱情，同时刻画出等级社会中商人的心理与生活遭遇，被誉为日本社会现实主义的顶峰作家。
　　井原西鹤的代表作品还有《世间胸算用》、《日本永代藏》、《西鹤诸国话》等。在井原西鹤之后，一大批浮世草子的作家活跃于文坛。著名的作家与作品还有西泽一风的《风流御前义经记》、江岛奇碛的《倾世色三味线》、《倾城禁短气》；上田秋成的《诸道听耳世间猿》等等。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井原西鹤世情小说的影响。
　　草双子是以图为主的小说体裁，类似于中国的连环画。它用连续性的绘画来描述一定的故事情节，配以假名解说。江户时代，这种通俗易懂的小说形式得到文化教育程度较低的平民百姓的欢迎。
西籍的传入与兰学的发展
　　江户幕府作为禁教政策的一环而采取的禁书制度极其严格。所谓禁书，就是只用中文书写印刷的宣传基督教教义的书籍。这些书籍禁止传入，禁止私藏，更不允许贸易。1692年幕府在长崎奉行之下设书物改役一职，专司调查境外传来的书籍中是否含有基督教的内容，没有的方可输入。在整个江户时代，禁书的书名并没有公开，了解此事的仅限于负责检查书籍的官吏及其他一小部分人。关于禁书的种类，以《御禁书目录》（现藏于长崎县立图书馆）记载最值得信赖，宽永禁书有32种（一说31种），1685年继《寰有诠》被视为禁书后，又把《帝京景物略》、《西湖志》等15种列为禁书，其后种类又有所增加。禁书制度的实施，对当时的中日贸易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大量被视为不含“邪教”的书籍（其中不乏汉译洋书）仍畅通无阻，输入日本。特别是在德川吉宗解除除基督教书之外的洋书及汉译洋书的输入禁令后，许多与西方自然科学有关的洋书和汉译书籍蜂拥而至，随之学术研究群体也不断壮大，从而大大丰富了当时的儒教实学和作为技术学和经验科学的实学的内涵，为近世实学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解禁后先后传入的书籍有《历算全书》、《新写译本历算全书》、《西洋新法历书》、《灵台仪象志》、《圜容较义》、《同文算指》、《职方外记》、《交友论》、《三才发秘》、《坚夸瓜集》、《西湖志》、《天学初函》器物篇的《几何原本》、《勾股义》等。由于希望文库中增加一些载有实利性的荷兰书籍，德川吉宗于1717年收入的《动物图说》（荷语版）等。由于知道了西方医药书籍的附图非常精密，名儒医青木昆阳、侍臣野吕元丈奉将军之命学习兰学。
　　至德川吉宗时期彻底地结束了对“形而上”学问的穷追，改为提倡以形和物为基础的客观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把注意力转向经世济民上来。实学成为幕府和诸藩殖产兴业、加强封建制度的有力手段。以技术学和经验科学为特色的实学都孕育着实用的、实证的、合理的、批判的性质，因此“兰学”受到人们的重视。通过兰学，日本人的视野也渐趋朝向西方，大规模地吸收先进的西方文化，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
艺术发展
　　人形净瑠璃，人形即木偶，是一种木偶说唱艺术，净瑠璃原是一种弹唱艺术，起先的乐器是快板与琵琶，室町时代后期从起源于日本但有吸收别国元素的三味线成为净瑠璃的主要乐器。江户时代元禄年间，一边演奏净瑠璃一边操纵木偶的表演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当时人形净瑠璃发展的中心是大坂与京都。民间艺人竹本义太夫创作出别具一格的人形净瑠璃曲调，人称“义太夫小调”。加上当时著名的戏曲作家近松门左卫门为竹本义太夫的剧团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如假想郑成功率领日本武士抗清得胜故事的《国姓爷合战》，描写男女含冤殉情的《曾根崎心中》、《心中天网岛》等，这些都大大引起庶民的兴趣，著名人形净瑠璃剧的剧情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进入18世纪，歌舞伎的兴盛给人形净瑠璃带来了挑战，脚本的缺乏与对歌舞伎的盲目模仿使人形净瑠璃走向衰败。18世纪末，大坂的植村文乐轩接手经营人形净瑠璃，将其改编为“文乐净瑠璃”。从此，人形净瑠璃以“文乐”之名一直流传到今天。
　　歌舞伎现在被称为日本的“国剧”，但它最初只是一项民间的娱乐活动，而且发展过程较为曲折，在江户时代曾屡遭禁止。
　　歌舞伎的始创者是17世纪初一位名叫“阿国”的女子。她在当时流行一时的“风流舞”的基础上创造出节奏明快、具有市井风俗特色的舞蹈剧。女性在舞台上出现本是一件稀罕的事，更何况还要女扮男装，甚至还要穿着西洋服饰登场；剧情内容活泼通俗，甚至有涉及风月场所的剧情，这一切都大大刺激了庶民的口味，歌舞伎一经推出，便受到庶民社会男女老少的狂热欢迎，迅速在民间传播开来。
　　这一态势引起幕府的担心，1629年，幕府下令女子不得参加歌舞伎的演出。然而男扮女装的歌舞伎似乎更受欢迎，幕府不得不于1651年全面禁演歌舞伎。然而禁演引起的抗议迫使幕府最终向民意投降，二年后歌舞伎解禁。经过压制的歌舞伎逐渐改变了其过于媚俗的特点，慢慢走向洗练、正规，并出现了例如市川团十郎、坂田藤十郎等著名的歌舞伎演员。18世纪中叶，歌舞伎大胆改革，借用人形净瑠璃的剧本上演，再次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一直延续至今。
　　在德川时代，美术创作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浮世绘”。17世纪后期，随着町人思想与文化的崛起，原本服务于宫廷贵族的狩野、土佐派绘画作品逐渐失去魅力，取而代之的是风格华丽、取材生动的“浮世绘”。浮世，是指既非过去又非未来的今生今世。“浮世绘”就是描写歌舞伎、相扑、花柳巷等今世浮华景象的绘画。刺绣工人出身的画师菱川师宣是浮世绘的始祖。菱川师宣先是为假名草子、艳情小说绘制插图，后来这些插图因受到热烈的欢迎，而从文学读本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欣赏绘画。菱川将这些画制成木版，套色印刷在民间广泛出售，浮世绘因此在民间快速传播流行。18世纪，铃木春信发明“锦绘”，使浮世绘的色彩如织锦般华美丰富。喜多川歌麿的美人画、东洲斋写乐的歌舞伎演员画都是当时人们喜爱的浮世绘画。江户时代末期，浮世绘的描绘对象由原来的美女、歌舞伎肖像转而变为风景画，葛饰北斋的《富岳三十六景》、安藤广重的《东海道五十三次》都是其中的杰作。
十四、明治时代
明治时代（Meiji period 或 Meiji era）（公元1868年至公元1911年）
　　经过王政复古大号令及戊辰战争后，拥戴朝廷的诸藩，成立了明治新政府。新政府积极引入欧美各种制度及废藩置县等等，这些各项改革被称为明治维新。一方面，新政府确立国家制度，如设立帝国议会及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一方面，又以培植产业及加强军力（富国强兵）为国策推进，急速地发展成近代国家。此外，日本又在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成为列强其中的一角。在确保国际地位的同时，于1910年吞并朝鲜。
文化上，日本从欧美传入了新的学问，艺术；带有未曾在日本出现过的个人主义小说，文学閞始出现，与江户时代以前不同的文化展开了。宗教上，改变了以往神佛合流的现象（神佛分离），出现了打压佛教（废佛毁释）等等的运动。
十五、大正时代
日本大正天皇在位的时期，1912——1926年，是短暂而相对稳定的时期。该时代的根本特征，是大正民主主义风潮席卷文化的各个领域。大正前期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前所未有的盛世。并于当时欧战结束，民族自决浪潮十分兴盛，民主自由的气息浓厚，后来称之为“大正民主”。
概述
　　近代日本1912——1926年这段时间被称为“大正时代”
　　明治天皇于明治四十五年(1912)七月三十日驾崩.皇太子嘉仁亲王践祚,改元大正,是为大正天皇,自此,进入大正时代.
大正天皇
对内统治
　　大正天皇 嘉仁（たいしょうてんのう よしひと、1879年8月31日～1926年12月25日），日本第123代天皇。 今上天皇的祖父、昭和天皇的父亲。
　　明治天皇只有他一个儿子能存活下来，母典侍柳原爱子。父亲死去后，以皇太子身份继位，以易经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一句改元大正。成人以后，娶九条节子(贞明皇后)为皇太子妃。生有四子。即昭和天皇裕仁、秩父宫雍仁亲王、高松宫宣仁亲王、三笠宫崇仁亲王。
　　他在位初期，经过明治年代的接受西方的文化与思想（明治维新），国家大致平稳发
　　展，加上时值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不少甘愿冒险的外国商人前来日本投资，造成新日本的一片繁华景象，令大正前期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前所未有的盛世。并于当时欧战结束，民族自决浪潮十分兴盛，民主自由的气息浓厚，后来称之为“大正民主”。
对外影响
　　其浪潮影响到当时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遂有林献堂等人发起民族议会请愿运动，争取台湾人民对殖民政治的参政权。有研究日本史的台湾学者给他改了个外号，把“大”字加上一点变成“太”字，叫他作“太正天皇”，及称呼他在位的年代为“太正年代”，意指在那时期的日本人的生活“太正点”(太美好)。(又，日语“太”的意思正好就是汉语“大”的意思。)
　　在位后期，由于他未能发挥出他父亲的优点，加上关东大地震等天灾人祸接续而来，被世人称为不幸的大正。由于他患有脑病未能理政，大正十年(1921年)由与其子皇太子裕仁亲王昭和天皇摄政，大正十五年（1926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死去，终年四十八岁。
经济文化方面
　　大正时代是短暂而相对稳定的时期。该时代的根本特征，是大正民主主义风潮席卷文化的各个领域。自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垄断资本迅速发展，并成长为亚洲惟一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中间阶层即中产阶级。这一阶层在政治上反对当时的军阀官僚专制，要求实现政党政治，实施普选，从而形成大正民主主义运动。在此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大正文化带有鲜明的现代性，即主张确立近代自我，宣扬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成为大正文化的基调。
哲学思想
　　在民主主义的时代风潮下，大正时期的哲学社会科学也一展新貌。新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哲学独占鳌头，堪称大正哲学的主流，其影响不限于狭义的哲学领域，而波及整个知识界。作为新康德学派之日本版的文化主义、人格主义、教养主义，一时风靡思想界。文化主义在肯定文化价值的同时，还强调人的主体性，由之而泛起人格主义思潮，即把人格价值视为唯一的伦理价值。为大正文化推波助澜的岩波书店出版许多新书，并于1915年到1917年推出《哲学丛书》（12卷），宣传理想主义哲学，被称为“岩波文化”。此外史学家津田左右吉对日本古代史的合理主义解释，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对前人尚未涉足的庶民生活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大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
政治思想
　　在大正时期，如果说政治思想以民本主义为代表，哲学以新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为代表的话，那么，文学领域则以“白桦”派为代表。以武者小路实笃为首的一批年轻作家于1910年4月创刊文学杂志《白桦》，形成很有影响的文学派别“白桦”派。至1923年（大正12年）停刊的13年间，该派高举新理想主义旗帜，展开活跃的文学活动，居大正文坛主流地位。他们不满于日趋衰落的自然主义文学，提倡“通过个人或个性发挥人类意志的作用”，把“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类的意志，探索个人应该怎样生活” 作为该派文学的目标。以此思想为指导，他们创作出许多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作品，哺育了不少知名作家。白桦派运动还超出文坛，在教育界乃至社会上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此期间，戏剧、美术、音乐等各文化领域，都展现出异于明治文化的新貌。
　　大正文化清新而繁盛，然而，大正时代未及展开便匆匆消逝，短命的大正文化亦随之落下帷幕。
政治方面
　　『桂园时代』到了大正初期,终於面临瓦解.首先是西园寺公望被藩阀迫下台,当上最後一个元老.後有桂太郎因大正政变(第一次护宪运动)而下台,未几死去.
　　在大正时代,是政党政治活跃的黄金时代,在中期,有原敬组平民政党内阁,在後期,有政党组护宪三派内阁.这也算是与大正天皇病重,任皇太子裕仁亲王为摄政有关.因为明治时代开始,元老可以提名总理大臣.而大正天皇病重,裕仁未成熟与尊重元老之下.元老提名总理,几乎必中.
　　在大正时期的政党政治,引起的民主运动与思潮,却变出了『大正德谟拉西(民主)』这名词.
　　要一提的是,长州派藩阀势力渐渐没落,山县的专横,在皇太子裕仁亲王娶了与萨摩派势力有关的久弥宫良子女王(即宫中某重大事件)以後就衰落了.
　　大正时代还有一件事影响政局深远的是,居然有人敢刺杀总理大臣.原敬就是史家所说第一个平民首相,但他也是第一个被刺杀的现任总理大臣.而且在以後的虎之门事件,更有人敢刺杀摄政裕仁亲王.令激进派想到,以更激烈的手段去达到目的.
　　与明治时代取得的历史性进一步相比，大正天皇被称为“不幸的大正”。大正天皇在位15年，政绩还不如明治，而且他一生为脑病所困，最后被迫让权疗养，由裕仁亲王摄政。
十六、昭和时代
　　裕仁 ，日本第124代天皇，昭和军阀集团最高领袖，一个绑架日本国家而逃脱了审判的战犯。一个把自己打扮成和平天使的虚伪者。一个以海洋生物学者而闻名的科学家。与明治时代取得的历史性进一步相比，大正天皇被称为“不幸的大正”。大正天皇在位15年，政绩还不如明治，而且他一生为脑病所困，最后被迫让权疗养，由裕仁亲王摄政。 1926年，裕仁登基，年号“昭和”，即昭和天皇。以他的年号命名的昭和时代（1926-1945）充满了暗杀，血腥和暴力，以他名义发动的支那事变和太平洋战争导致了数千万无辜人民的死亡。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病没。
昭和时代
　　昭和时代前30年，对于中国、朝鲜、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人民来说，是黑暗的30年。这时的日本政府致力于侵略扩张。1931年（昭和6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　1937年（昭和12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昭和16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时期，不仅给中国、朝鲜、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痛苦的困难。这是日本历史以及中国关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昭和天皇病没
日军投降
　　1945年（昭和20年）8月15日，日军投降。美军占领日本，改日本专制天皇制为君主立宪制，天皇作为日本的象征被保留下来。
　　1972年（昭和47年）7月，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开始执行“多边自主”外交。
田中访华
　　于9月29日与周恩来总理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中日正式建交。1978年8月中日两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问日本，宣布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中日两国关系从此趋于正常化。
　　1989年（昭和64年，平成元年）1月7日，昭和天皇病没。皇太子明仁即位，改年号为“平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