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茶道发展历程分析——研读藤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著作

日本茶道发展历程分析——研读藤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著作

 

初晓恒 博士 国家高级茶艺师

 

对于每个热爱和感兴趣茶艺茶道的人来说，日本茶道都是一个惹人注目的课题，对于日本茶道，我曾经有过亲身学习，但当时不过是初次接触，获得的也仅是一种浅显美的震撼，对于日本茶道来龙去脉还是一知半解，模模糊糊，很有幸阅读了滕军老师所著作的《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对于日本茶道发展历史有了一点大致的了解。

1、从历史看，日本有着对中国文化的尊崇与模仿，体现在对茶会和用具的追求上

藤军在研究中指出，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取得飞跃发展的最辉煌的时期。受其辐射，在日本列岛上先后兴起了飞鸟文化、白风文化、天平文化、弘仁文化、贞观文化等几次文化艺术发展的高峰时期。每一次突破性发展都离不开隋唐文化对日本的强烈刺激和日本的仁人志士对中国文化舍生忘死、如痴如醉的孜孜追求。纵观日本发展的文化史，也不难看到日本尊崇中国文化的轨迹，并且不断在历史文化交往割断时期，进行创新超越的追求。

（1）山差 峨天皇与弘仁茶风

 与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热潮中，中国唐代的饼茶煮饮法也一同传入日本。特别是780年陆羽著《茶经》以后，中国方面形成了第一次茶文化发展高峰。此间来唐的日本留学僧们将中国方面的茶文化信息迅速地反馈到日本。事实上，最澄、空海、永忠就肩负起了传达中国唐代最新文化信息的重任。他们出色地完成了日本国家交给他们的任务，除了将当时新兴的密教等新文化带回日本，并使之在日本扎根，弘扬之外，还带回了中国的茶籽、茶饼、茶具。另外，从弘仁饮茶中对陆羽煎茶法也亦步亦趋的模仿，从弘仁茶诗与中国茶诗词语雷同的表现上可以推测出，《茶经》一书与当时的中国饮茶诗文也由最澄、空海、永忠等人一并带回日本。以山差 峨天皇为首的日本上层人士，对新传来的饮茶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与热情。特别是天皇本人，不仅多次参与茶会，还在皇宫里特置茶园，下令在近畿地区种茶，以期饮茶文化在日本长久发展。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位热衷于中国文化的天皇，最澄等留唐僧人的存在价值才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中国唐代文化的饼茶煮饮法才得以在弘仁年间发扬广大，形成一股“弘仁茶风”。

从天皇本人、皇太弟（淳和天皇）、滋野贞主的三首诗礼，可以描绘出当时他们所举办的一所茶会的盛况。从诗文所描绘的茶会组合情景来看，其人、景、事、物的背景似乎就发生在当时的长安，甚至把当时的唐代茶会还要隆重，内容还要丰富，仿佛是一幅盛唐文士品茗图卷。在一个茶会里同时举办捣茗、饮茶、吟诗、弹琴、垂钓、观鱼等多项文化活动，这在同时期的中国茶史中也是未曾有过的现象。即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许多敬慕中国文化的日本人不能亲自来中国，而只能凭借着传到日本的中国诗文、中国画、中国物品来理解、想象、模仿中国贤哲们的行为。他们经常把几处中国诗文中所分别描述的事物综合在一起，归纳成一个事物，在同一个场合同一个时段表现出来。即使遇到中国诗人们为拼凑辞藻而虚构出来的玄而又玄的想象中的空幻，他们也绝不气妥，千方百计地使之具象化，并躬身实践，表现了以天皇为首的当时的日本统治阶层对最新文化时尚的热烈追求，并且展现了他们在吸取多种中国文化形式之后的再整理、再塑造的变通能力。

（2）日本饮茶文化特征——从精神文化起步，具有明丽、舒淡、悠缓、和谐的茶风特征

9世纪初，茶作为一种先进的精神文化的载体从中国传入日本，所以日本的上层人士一开始就以特别珍重的态度来对待茶。他们在饮茶时，很少考虑到止渴、消食、解毒、提神等物质功能，而是着重追求伴随饮茶活动而发生的精神享受。在他们看来，似乎茶不是随便能喝的，没有诗，没有琴，没有高士清友，便没有了饮茶的必要性。鉴于日本茶文化的发展模式是从精神文化起步这一特点，可以说，日本茶文化的起点是很高的。

另外，由于日本历史文化特殊性，会出现与中国饮茶活动不同的特点，主要是因为：最初，茶传入日本时，其量是极少的，是很珍贵的，茶不可能被当作个别人的保健品，也不足以培养出某些个别人的“茶癖”，更不会被当做佐餐的饮料；卢仝式的借茶抒怀也不可能在当时的日本出现，因为在中国茶传入日本时，类似中国的文人阶层在日本尚未形成，有才学的日本人大都能受到重用，又加上古代日本官吏的选拔升迁主要决定于世袭的因素，所以中国文士怀才不遇的情感以及由此产生出的文化表现特征没有能影响日本。

日本茶会中显现出来的是明丽、舒淡、悠缓、和谐的茶风，也体现出了日本对隋唐时期中国饮茶文化的变通与拓展，而不仅仅是效仿。但在弘仁茶风后，由于天皇过世及894年日本中止派遣遣唐使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在日本上层社会一度兴盛的饮茶文化很快就衰落了，这也是缺少物质基础的日本初期饮茶活动的必然结果。

（3）日本斗茶发展——目的是为展示、炫耀唐物而举办的

日本斗茶在初期，也就是在14世纪前半期，是以辨别“本茶”、“非茶”为主的，即尝出木母尾茶（本茶）与其他茶（非茶）的区别。比较中国斗茶与日本斗茶有以下几个特点：中国斗茶的目的是评比茶品质的优劣，而日本斗茶的着眼点却在于社交聚会，由于在斗茶会之间早就流行着作诗会、闻香会等聚会娱乐形式，斗茶会只是其延长线上的一个亮点而已，另外斗茶之所以能够在14世纪成为日本社交聚会的手段，是源于茶在当时属于一种只有上层社会才能享用的饮料；中国斗茶的方法是参赛者均是茶的提供者，斗茶的宗旨在于斗出茶的色、浮、香、味的高下，日本斗茶的方法是参赛者可以不是茶的提供者，斗茶的内容在于用味觉区别出不同产地的茶，至于茶品质的高下并不在意；中国斗茶的结果是胜者可以获得出产贡茶的机会，借此提高其茶品牌的知名度，或者借此提高点茶者的知名度，斗茶的结果促进了茶生产及茶艺的进一步发展。而日本斗茶的胜者这可以获得从中国进口的文房四宝等奖品，有些斗茶会甚至是专为展示、炫耀唐物而举办的。

从史料也可见，中国的斗茶高潮发生在北宋后半期，即12世纪前半期，而日本斗茶的高潮在日本的南北朝时期，即14世纪，两者的时间相差有200年左右。藤军在研究中指出，

    首先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史料来看，当中国北宋掀起斗茶高潮时，日本正值藤原外戚掌握国政，由于藤原氏采取严格限制国人下海的政策，中日文化交流处于低潮，北宋的斗茶文化没能及时传到日本。

再从茶的生产水平来分析，开展斗茶是需要相当的茶产地、茶产量、茶流通来作为物质基础的，而日本在12世纪时不具备这个条件。

最后从斗茶的社会功能来看，中国的斗茶在于提高茶的生产水平，而日本人只是借斗茶展示中国物品，召集文士雅会，促进人际交流，这样的斗茶完全可以不受茶生产的制约（当然也要有一定的物质保障基础），可以随时举行。事实上，日本斗茶随着大规模的中日私贸易的被制止，因中日私贸易促成的暴发户的日益减少而逐渐衰落，中日两国在斗茶发生时期上的差异是由两国的历史社会环境造成的，而绝不是偶然。

（4）日本茶文化发展伴随着对唐物的追求与鉴赏而不断发展

 中国的晚唐至北宋的这一时期正值日本的平安时代的盛期，由藤原氏掌握着国家实际政权，并出现了所谓的藤原文化、国风文化的最盛期，其特点在于贵族文化、宫廷文化的兴盛，这一时期的文化成为日本古代文化的象征，支撑着国风文化的物质基础的很大一部分，藤军在研究中认为是不断进口的唐物，这一时期的人们以拥有唐物的数量多寡及品质显示着自己的尊贵。比起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对其他唐物的热烈追求的程度来说，对茶的热情就显得平淡了许多，饮茶虽然没有成为平安时代宫内女眷们显示富有、权利的行为，却走进了官僚、文士们的书房、卧室。弘仁茶风过后，饮茶依然在日本上层文人中间流行着，特别是在汉诗文造诣较深的文人中，饮茶仍旧被看做高雅的风尚。

①足利将军时代——茶会主要目的：唐物鉴赏

由此可见，在相当于中国晚唐至北宋末期的日本平安时代中期至晚期，文士茶、寺院茶、仪典茶在上层社会的日常化是这一时期日本饮茶文化的热点，从具有两百多年时间跨度的这一时期的史料来分析，虽然不及弘仁期间的饮茶活动那样富有高雅的精神要素，但深入日常生活，丰富多差，饮茶文化的变迁也印证了这一时期中国文化深入日本日常生活的时代特点。这一时期的日本饮茶状况被日本茶文化研究界评价为“衰微停滞”。的确，比起其前的弘仁茶风和其后的日本茶道的大成，从所包含的文化艺术要素上来说单薄地太多，但它并没有中断，仍应在日本茶文化史上给它一定的地位，这种：衰微停滞说也同时反映出茶文化在日本人心中、日本文化中所处的地位。在日本人看来，茶文化是隶属于艺术，甚至哲学范畴的东西，日常性的饮茶是不能列入茶文化的，这一点与中国的情况大不相同。

1404年至1523年明朝与日本足利幕府之间有过百余年的朝贡贸易，明政府所赐予唐物完全控制在足利幕府手中，如此呆呆累积，子孙传承，在足利将军的府库里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品种多、档次高、来历清楚、保存完好的唐物宝藏。这一唐物保藏曾是足利将军的尊严所在，权利的象征，对这一唐物保藏的鉴赏，应用孕育了日本茶道的前身——书院茶道。日本书院式建筑是在唐物风靡日本的历史背景下位摆饰唐物而诞生的，它先流行于上流社会，后普及于民间，成为今日日本和式房间的雏形。

藤军从史料分析中认为，唐物在足利将军府上的主要作用、主要功能是“展示”；唐物对于足利将军府来说是身份的象征，是最高档的赠品。足利幕府自建立以来，就在将军府设有“文化侍从”一职。文化侍从均为男性，统称“阿弥”，平日里他们负责将军府上的摆宴、点茶、插花、陪酒，布置房间等杂物，当将军游幸，或有诗会时要陪同将军评古论今、赋诗作画，历代将身身边都有十几位这样的文化侍从。文化侍从中出类拔萃者会被任命去管理唐物，也称“唐物侍奉官”，他们负责唐物的收藏、保管、鉴别、裱装、出纳、摆饰。

在足利将军时代，凡是有客人到来，便会有文化侍从们为客人点茶，何种专司茶点的文化侍从被特称为“茶汤侍奉官”。

应该强调的是，将军府上的书院茶道为唐物的鉴赏带来了新的方法和新的享受。在以往的中国器物展示会上，客人们只能观看器物的形状、花纹、颜色，而不能捧在手里感受器物的内质，玩味器物的韵味。但在饮茶活动中就不一样了，客人可以把茶碗、茶托、点心盘等拿在手里尽情地把玩，并可以就手中的唐物提出种种质疑与主人研讨。这些比起单纯的唐物展示更能满足“闺中藏娇”的主人的展示欲望，又能让客人尽情享用唐物。事实上，在没有照相机的时代，日本人就是通过这种茶道活动来获取唐物知识的。有的客人专为看某种中国器物而来吃茶，有的客人在茶会三后马上掏出纸笔，把刚刚在茶会上见到的唐物素描下来或用文字记下，以此来积累自己的知识。

千利休就留下了这样的素描，在那个时代，衡量一个茶道文化人的最高标准时看他见过多少唐物。日本茶道“意不在茶”的特点在其萌芽期就已显露出来了。

还应该强调的是，书院茶道为日本人鉴赏唐物提供了一套合理程序。例如，茶会的第一项内容是添碳，客人们就来欣赏茶炉、茶釜、碳箸、灰勺、香盒；第二项内容是用餐，客人们就来欣赏饭碗、菜碟；第三项内容是吃点心，客人们就依次欣赏点心盒、点心盘；第四项内容是吃茶，客人们就可以欣赏到茶碗、茶勺、黒釉茶罐。最为重要的是，这些唐物是依次上场，依次下场的。因而主客们的目光是可以集中在一件器物并就其展开深入研讨的。这比起以往把各个房间布满唐物而让客人们走马观花的鉴赏方法来说，客人们可以鉴赏得更加细致深入，更加有滋有味。随之而来的便是茶道具的精品化。试想如果主人有十个香盒而只能有一个参与茶会的话，人们当然要再三遴选，取其精华了。随之而来的还有日本人所需唐物的小型化，凡是适合拿在手里把玩的，与茶道活动有关的唐物价格便会飞涨。

可见，足利义政时期将军府上的书院茶道的内容实质就是鉴赏和收藏唐物。由于政治等原因，东山御物的存档数量逐年减少，也许是因为没有进项，将军府各房间里的摆饰物件和摆饰方法趋于稳定；也许是因为越来越少，将军府上的唐物越来越得到人们的珍惜，其“摆设学”的水平也越来越高了。

也有此见，在日本当时时代，拥有大量中国器物被视为富商的象征，特别是大量拥有在交际场所——茶会上所用的茶具的人更被视为巨富，因此当时的日本茶道文化活动应被称为有钱人之间的中国器物鉴赏活动。

②日本茶道名人——成为名人的条件：拥有精品茶具

  在当时的日本做一个茶道名人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持有精品茶具，并且持有数量越多越被看做是名人；其次，是具备鉴别文物的能力。如果有广泛的学识，深厚的阅历，对文物的真伪高下能做出不凡的评价就会得到人们的尊重，被人们尊称为名人；再次是“创意”，即在整个茶会编排中显示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要想当一个茶道名人并非易事，它需要雄厚的财力做后盾，又要充分的时间用于社交，还要有相当高的文化修养，其实在如上三个要素中，财力是最为重要的，有钱才能购入高档的器物，才能邀请高层次的人物来参加茶会。另外，优势茶具本身就是商品，茶会本身就是在为商品作广告。

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名人所需要的文化修养与普遍意义上的文化修养是不同的，它往往侧重于器物所关联的事理，比如某件器物的形状、花纹、质地如何，该器物的制作过程如何，该器物的来龙去脉如何，在使用时应注意的事项如何，等等，而这些所谓的文化修养往往不需要靠读书、进学堂来获得，而是要在茶室里通过与名人的交谈而获得。

也由此可见，在日本历史上很多战争与争夺都与这些茶具有关。

综上所述，15世纪至16世纪上半叶中日间的勘合贸易为日本将军府送去了大量高档唐物。将军府开展了一个长达百余年的唐物展示、鉴赏活动。此项文化活动大大提高了日本人的艺术修养和审美品位，直接孕育了日本水墨画艺术、日本砂石庭艺术、日本能乐狂言戏曲艺术，并促成了以鉴赏唐物为主要目的的饮茶活动——书院茶道的诞生。

2、日本草庵茶道的形成——日本高雅的精神境界和深奥的艺术理念追求

（1）日本草庵茶道简介

日本草庵茶道相对于书院茶道来说主要的区别在于：

①二者所利用的环境不同

书院茶道是在宽敞的书院里（殿舍）进行的，而草庵茶道则是在狭小的草庵里进行的。标准的草庵面积为8平方米左右。茶室的外形这采用了草庵的外形——稻草顶、泥巴墙、竹格窗、木拉门，内部是苇编天井、带树皮的柱子、榻榻米地面，一派田舍风格。在茶室的周围，堺市商人们还设计了相应的茶庭——用灌木组成篱笆墙，用山石铺成迂回曲折的甬道。草庵茶道所用的茶室、茶庭之所以定位在上述的形式是源于三个因素：

第一，堺市本身十分狭小，商用地十分昂贵，茶室和茶庭不可能占用很多地方；

第二，堺市地基是一片沙滩，缺少山野和林园，向往京都文化的堺市茶人力图用人工的营造来弥补这些缺憾，他们把这种茶室建筑称为“市中之山居”，正是表达了他们的这种愿望；

第三，草庵茶道初步形成时期，受到了日本中世歌学的影响，而日本中世歌学的几位隐士都是身居草庵的。堺市茶人在设计茶室时恐怕考虑到了这一点。

②二者的参与人员不同

书院茶道的参与者是将军府上的上层人物，而草庵茶道的参与者是以堺市商人居多的文化商人；

③二者所玩赏的中国精品器物的质量不同。书院茶道所用的多是明朝皇帝的物品，其质地优良，风格高雅；而草庵茶道所用的多是通过民间贸易得来，其中福建产的比较多，质量不一，风格雅拙不一。

④二者所采用的形式不同。书院茶道的形式不典型、不固定，往往把吃饭、喝茶、展示收藏品分在不同的空间进行；而草庵茶道则把茶会活动集中在一处进行，并约定俗成地形成了入茶室、进餐、进酒、用点心、休息，再入茶室、吃茶、离席等固定程序；

⑤二者的艺术化程度不同。虽然书院茶道也讲究器物的摆饰方法和欣赏程序，但不像草庵茶道那样有许多意境的追求，并且不断的创新；

由此可见，日本草庵茶道主要展现出其高雅的精神境界和深奥的艺术理念，草庵茶道作为融合哲学、宗教、思想、艺术为一体的综合文化体系，其全面形成是在千休利时代。

（2）“和物”的诞生与日本草庵茶道的全面形成

①村田珠光

当时的文化商人村田珠光提出了茶道的“和汉兼带”说，即同样肯定“唐物之美”与“和物之美”，既要欣赏唐物之华丽精美，又要体味和物的稚拙简素。他忠告弟子们不要因为得不到精品唐物而忧虑急躁，并且指出拥有唐物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拥有，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欣赏和鉴别唐物来获取艺术欣赏能力和识别真伪的慧心。

珠光将一副珍贵的字一裁为三的举动被通释为日本茶道与禅宗结合的最初契机，但从和汉兼带的历史演变过程来看，珠光的这一举动可说是为当时茶道的普及做出了贡献。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让禅僧墨宝走进了茶室，解决了一部人想办茶会却又苦于没有唐物绘画的烦恼，珠光着重其中侵染的无心的禅机，使日本茶道一路走上民族化。

总之，珠光推崇器物中的质朴稚拙之美，他改变了人们鉴赏唐物的方式，使其着眼于从技艺的高低转向了艺术的氛围和情趣；他挖掘了日本固有的生活文化并将其导入茶道，促成了草庵茶道的发生。

②武野绍鸥

接替珠光的和汉兼带说，进一步开拓了日本草庵茶道发展事业的是武野，比起前者主要在唐物鉴赏方法上所做的改革来说，后者则致力于摆脱唐物的束缚和创作和风艺术的尝试，后者也提出了“念古咏新”说。

一般说来，由于日本在自己的文化尚未成熟的时候就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所以日本没有本民族的哲学思想体系。如果要寻找可以代替的东西的话，就应推出13世纪由藤原定家创立的日本歌道艺术论来。武野认为，茶道与歌道在修行和艺术创作上是相同的，在茶道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也必须要“念古咏新”，他决定以歌道理论为茶道理论的基础，开创出一派新的茶道。

③千休利

千休利的茶道以古朴简约见长，他在晚年把精力越来越多地放在“和物”的设计和制作上。在当时，随着日本茶道文化的发展，在日本上层社会已经几乎无人不习茶了，不习茶者被视为非人。由此，唐物的数量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从珠光到武野已对唐物不足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的方案并付诸于实践，但仍然没有挣脱唐物的束缚而创造出适合日本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审美特点的新的艺术品和艺术形式，而千休利做到了这一点。他以居高临下的影响力和巨大的人格魅力使日本人一致认同了“和物”所具有的典雅古朴、清丽简约的审美情趣，使得“和物”在他的时代成为茶会的主体，“和物”的价格也在他的时代急速攀升，终于在他去世后超越了唐物。日本草庵茶道得以全面形成。

千休利的艺术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改变了人们头脑中“唐物唯美”的固有观念，使唐物融于草庵茶道之中，他提出了衡量茶人优否的标尺比率应该是：道具占30%，创造性占70%，并且强调茶会上不一定非用唐物。

第二，他修正了早期茶道中注重器物的倾向，让茶道从日本民宿生活中汲取大量营养，使之成为综合的生活文化艺术；

第三，他改变了早期茶会的“酒宴招待会”的性质，使之成为艺术创作的园地；

第四，他确立了和物在日本茶道中的正统地位，使人们认同了和物的审美价值，宣告了日本草庵茶道的全面形成。在他的倡导下，人们对于和物茶碗的欣赏角度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往人们欣赏唐物茶碗多是注意它的工艺是否精良，而对于和物茶碗，人们开始着眼于它的个性、风格和特殊的经历，并每每冠以特别的名号。

由此可见，从14世纪到16世纪的近两百年中，有过足利将军府对唐物的收藏，村田珠光对和物之美的发现，武野对日本美意识的伸扬，千休利对日本茶道全面形成的贡献。至16世纪，日本茶道已成为一种以吃茶为契机的综合文化体系，日本茶道的行为目的并在饮茶，而在于展示包括哲学、宗教、艺术、生活规范在内的独特美学。可以说，日本茶道的综合艺术性在于，它是给类文化要素的荟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江户时代的等级社会制度、神人交流的日本祭祀民俗、重视仪式礼法的日本艺道等文化习俗对日本茶道礼法形成的影响。由于中国部具有以上这些习俗对日本茶道礼法形成的姓杨，所以没有产生类似茶道礼法那样的文化现象，也就没能向日本传播，可以说日本茶道的礼法是游离于中日茶文化交流史外最远的一个部分。同时，严谨细密的茶道礼法的诞生也为广大的下级武士、商人、庶民提供了参与茶道艺术活动的可能性，只要记住了这些条条框框就能成为一名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