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世界上最美妙的对话与交流

音乐——世界上最美妙的对话与交流

初晓恒 博士

这一段时间莫名其妙地迷上了音乐，尤其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当充满生命力跳跃的音符在房间里流淌的时候，静静地靠在门边，看着光影变幻的安详与绚烂，心情就有一种无可言喻的慰籍和宁静，有的时候也不由自主的随之微笑，甚至流泪，一大段时间就这样流过，整个心情将得到梳理和清洗，然后开始新的生活。

常常分不清自己到底是感性还是理性多一点，经常会被安静夜色下流浪歌手的声音所吸引，坐在不远处一直听到感觉路灯散发出柠檬的光芒都变得温暖；也常被偶然走在街头飘过的喜欢音乐所迷惑，然后一直呆呆地站着等到所有的音符都结束；也常常把一首歌变成单曲循环，一听就是一天，还是那么满心欣喜地陷入那个旋律与节奏中不能自拔。

音乐到底有怎样的力量，在我们生活中存在。曾经模糊记得有一个观点，音乐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存方式和状态，甚至改变观点和心态。我相信。

最近这几天常听陈奕迅的《十年》、《爱情转移》，虽然不是像喜欢70、80年代明星一样的心情，但是还是被他唱这两首歌的声音所吸引，也常喜欢听小刚的《寂寞沙洲冷》，张镐哲的《再回到从前》，李健的《传奇》、王菲的《我愿意》。

尤其是陈奕迅的《十年》、《爱情转移》这两首歌，常感觉到词作者对于人生的感慨和洞察，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的选择与挣扎、迷惑与成长，以及对于又是不可把握的人生的无奈与憧憬，以及深深地祝福。听过之后，常常会在内心更容易产生宽容别人与自己的心情，同时也学会了珍惜与感激，感激身边曾经路过的所有人，以及我深爱的亲人，尤其是父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我更愿意在父母的身边停留，如果因为成长错过看到他们美丽充满青春的容颜的转变让我深深地遗憾，我更愿意现在的每一天能陪伴在他们身边，给予他们每一个可能的爱和留恋。

希望每一个朋友都有自己某一个阶段喜欢的歌，我想音乐可以帮助我们打开一个世界，给予我们一个美好的温暖瞬间。

下面也给大家一个参考，通过两天文章更好地理解如何欣赏音乐，以及音乐本身具有的力量所在，这样可以一种不同的认识让音乐更好地陪伴在我们的身边。

音乐的意义

载自：作者:刘静莹http://www.8dxw.com

美国著名作曲家科普兰问:“音乐有意义吗？”

当然。海顿说：“艺术的真正意义在于使人幸福，使人得到鼓舞和力量。”而音乐作为艺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我们生活和心情的调节剂，也是我们心灵的彼岸，精神的家园。庄重肃穆的音乐使人沉稳如山，轻快活泼的音乐使人飘忽如云，舒缓悠扬的音乐使人心静如水。它是你急噪不安时的一针镇定剂，是你忧伤感怀时的一抹笑容，是你灰心沮丧时的一句鼓舞，是你幸福快乐时的一声祝福。在秋日的傍晚，坐在低矮的窗台，夕阳斜斜挂在半山腰，给洁白的窗帘镀上一层金黄，优雅的古典音乐在空气中静静飘荡……是音乐给予了我们的幸福感，安全感和充实感。音乐,以它独特的艺术美装点着人们的生活,使生活更富有情趣和意义。我想，这也许就是音乐意义所在吧。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是时间的艺术，是表现的艺术，是再创造的艺术。声音是音乐具有与其它艺术不同的种种特殊性的根源所在，也是音乐诸多艺术特征生成的根源所在。音乐艺术正是通过声音运动过程来展现的。古希腊哲学家、美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这样思考：为什么音乐的表现力比色彩大如许之多？结论是------因为它是时间性的，可以说是时间创造了音乐。音乐是典型的表现艺术。音乐自身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实实在在的可视的形象。音响是感情的直接载体，涵载着感情内容的音乐，给人的感受是直接的，人们在从音乐音响中直接获得相应感受的同时，会生发种种想象，可以强化自己的音乐感受。艺术重在独创，贵在再创。音乐艺术在人们二度创作的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智慧、才华、创造性注入其间，因而具有永不凋谢的生机。音乐艺术之所以特别鲜活，也得益于它流传在不断的再创造、再丰富的基础之上、过程之中。

音乐，点缀生活，装点心情。

论音乐的意义

载自：http://www.qikan120.com

马克思曾有一句名言，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来说，再美妙的音乐也必然是毫无意义。然而，声音的意义与音乐的意义的最为本质的区别在于感受它们的人。音乐要使自身变得有意义，必须实现由单纯的物到物和人的联结的转变，实现人——物的相互沟通。音乐的意义呈现的历史性使得音乐意义的呈现展开为成己（成就自我）和成物（成就世界）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采用的是一系列的阶段性叙述和这些阶段性叙述的无缝隙链接。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卡尔·马克思不无深刻地发出感叹：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来说，再美妙的音乐也必然是毫无意义。这一问思所指向的，乃是现实的人以及人的认知及其价值的评判。

从音乐的发生到音乐的终结，其物理属性虽亦作用于人，但它的意义仅仅是声音的意义，而非音乐的意义。因为虽然声音中包括了音乐，但声音却并不能等同于音乐。音乐要真正实现其自身作为音乐的意义，则完全取决于人的存在状态。而人的存在状态毫无疑问表现为其复杂多样性，这种种的复杂多样性的人的存在状态使得音乐对于人的意义呈现出有与无、大与小、多与少、深刻与浅显的各各不同。人的这一存在状态表现为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音乐的发生，从音乐语言的描述到音乐语言的表达，从音乐形象的认知到音乐审美价值的评判，主体的人随着对于世界的认识和对世界的变革，随之而实现对自我的认识和对自我的改变，意义方得以呈现并渐入澄明之境。
    声音的意义与音乐的意义的最为本质的区别在于感受它们的人。人在世间，单以存在论，似乎与万象并无不同，它们都是广义的“有”或“在”。面对这一广义的“有”或“在”，正如庄子所说“万物一齐，孰短孰长”，人和万象一样，皆只有一个且完全相同的意义，即“有”或“在”。但如果对这一广义的“有”或“在”作出第一步的区分时，我们就会发现，世间的“有”或“在”，是以不同的方式而在的。

由于这种存在方式的不一样，不同的“有”或“在”就有了各自不同的意义。存在方式构成了意义生成之源。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的存在意义之源，物的存在方式是物的存在意义之源，又由于人的存在与物的存在有着截然不同的存在方式，故使各各不同方式的人的存在与物的存在的意义的有无得以区分。

音乐类属于声音，但声音却并不就是音乐，这是因为作为音乐的声音与作为非音乐的声音有着不同的存在方式。不同的声音因其存在方式的不同而使意义的有无成为事实。人们不能使所有的声音都能成为音乐，有的声音因其特定的存在方式而使其有着成为音乐的潜在可能，而有的声音则因其存在方式而使其成为音乐之不可能。

由于声音之成为音乐之可能与不可能与声音的存在状态与存在方式有关，故声音的存在状态与存在方式构成了声音意义的生存之源。由于声音的有无意义并不取决于声音本身，而音乐类属于声音，同理，音乐的意义也不取决于音乐本身。

虽然前面说了，声音的存在状态与存在方式构成了声音意义的生成之源，但并不等于说，事物的意义取决于事物的存在方式。事物的存在方式也好，事物的意义也好，他们的存在都必以人的意识的存在而存在，它们只不过是人所意识到了的存在，在人的意识到达它们之前，它们的存在只是一种不确定性，它们的存在方式就更只是一种不确定性，它们的存在与其存在方式只是因为它们作为对象的被意识到，否则，不仅它们的存在毫无意义，而且它们的所谓意义其实是毫无意义。

故而在这里，特定环境下的人（历史背景、社会阶层、教育程度、价值取向）的意识就成了音乐意义的有与无、高与低、大与小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常常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同一部音乐作品，在不同聆听者的耳里，通过大脑，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意义。

以肖斯塔科维奇和他的交响曲为例，我们分别看到，他和他的音乐都是最具毁誉交织的典型。从所受音乐教育之谱系来观肖斯塔科维奇，他的艺术审美趣向、所受音乐教育、社会政治环境等等，无不影响着他的音乐意义世界的呈现。仅从音乐教育传承之谱系观之，众所周知，19世纪末俄罗斯音乐有两股主流，一是以鲍罗廷为首的国民乐派，另一是以柴科夫斯基为首的西欧乐派。肖斯塔科维奇就读于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早年深受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管弦技法的影响，即受到以鲍罗廷为首的国民乐派的熏染，形成了他自己的独特的音乐审美趣味，这一趣味在很大程度上范导着他的音乐意义世界的呈现。

在本土音乐家里，他推崇穆索尔斯基，排斥斯克里亚宾；在20世纪作曲家中，他最喜爱普罗科菲耶夫、斯特拉文斯基和欣德米特；他虽然反对十二音技巧及音列主义，但对贝尔格的歌剧《沃采克》却颇有好感，不时也曾使用一下新维也纳乐派的观念手法。

同世间所有事物一样，音乐要使自身变得有意义，必须实现由单纯的物到物和人的联结的转变，实现人——物的相互沟通。

物和物，亦即此物和彼物，是不能达成任何沟通的，只有人能够实现其自身与他者的沟通。因为人是万物之最灵者，只有人，才能使自身与世界（他者）的交往呈现出二重属性：一方面，人作为本体论上的“有”（being）而内在于这个世界；另一方面，人又把这个世界作为自己认识、作用的对象，这种作用在总体上展开为一个‘成己’（成就自我）与‘成物’（成就世界）的过程。

从人与音乐、音乐与人的相互关系来看，“成己”与“成物”的具体内涵，也就是“通过音乐影响自己”，“通过自己认识音乐”。在音乐尚未被人所感知时，不仅音乐的存在与否是无法确定的，且更谈不上音乐意义的有与无，就连人的认识的可能性都是值得怀疑的。这个时候的物与人，也就是音乐与人的感知，皆处于彼此分离的状态，人自身可以说并非处于一种“在”的状态。

音乐对于不处于“在”状态的人来说，亦相应地表现为二重状态：一是音乐与人彼此均不在状态，二者的分别存在对于对方来说并不发生任何关系，这种分别的存在也就等于不存在；二是音乐与人之间只存有着一种外在的关联，这种所谓外在的关联决定了音乐只是作为一种声音存在着，因为与其相关联的人的不在“在”的状态，即通常所说的“不在状态”，音乐就只是作为一种声音而存在，而对于这个“不在状态”的人来说，这音乐是毫无意义的。

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来说，再美的音乐也是毫无意义的。这个具有“非音乐的耳朵”的人，也就是所谓“不在状态”的人。任何音乐对于“不在状态”的人来说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同语，任何音乐只有对于“在此状态”的人来说，音乐才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只有在“在此状态”的人那里，才有音乐的意义的呈现，这就是音乐意义的呈现的相对性和它的有条件性。

格里高利圣咏，其名称来自于6世纪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它是修道院的修士们平时在作日课式弥撒时所唱，它是西方音乐重要源头，许多作曲家都曾从中得到创作的灵感。在真正音乐家的眼里耳里，圣咏音乐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否则布拉姆斯就不会在其《第四交响曲》中，沃恩·威廉斯也不会在《塔里斯主题幻想曲》中态度极其严肃地用了格里高利圣咏中的调式来丰富自己的创作。

柏辽兹和雷斯庇基也常在这音乐文化的始源中汲取营养，韦柏甚至说：“即使物换星移，最后也是将重返这样纯粹的线条，回到这精美的旋律上；它本身就是完整的，是音乐的精髓。”

在音乐家身上，音乐意义的呈现是显而易见的。但在芸芸众生那里，音乐也不是毫无意义，音乐本身的意义被异化为派生的意义，意义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这里被充分地呈现出来。

关于格里高利圣咏，大多数人在一开始聆听时决不会那么学究气。一家唱片公司的经理说：“谁听得懂拉丁文呢？还不是说听这种音乐能使你舒服？”另一家唱片商则说：“现代人心情浮躁，遇到路上一堵车就不耐烦。你就给他推荐这种音乐，告诉他听了这音乐心情会好，他自然就买下。”还有人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当下年轻一代的特点是任性，热衷于反其道而行之，听《圣咏》可能只是为了寻找一种与当代电子噪音相对立的声音感觉。

其实更加深层的意义事实上触及到了人的存在的意义世界。喜欢宗教音乐当然并不意味着就是宗教信徒，然《圣咏》的本质是宗教的，而宗教的本质则是信仰。信仰本身却给人提供无限的精神空间。音乐的意义的深刻性或许就在于此。

音乐的意义的呈现总是具有相对性的。这种相对性之源来自于两个方向，而这两个方向的相对性的相对程度，均受到物与人、音乐与人的关联性的外在性向内在性过渡的程度和深度所左右。

在相对性的第一个方向源中，音乐的意义的呈现通过成就自我（成己）与成就世界（成物）的过程得以实现，在这里，历史性是这种相对性的主要特征；

在相对性的第二个方向源中，音乐的意义的呈现通过个体的差异表现出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

音乐的某一具体形式，如一段乐曲，可能对某一特定个体具有特殊的怀旧意义，而对另一特定个体来说则仅仅是一种催眠，再来一特定个体则被引起不安与烦躁，或“弦外之音”，在这里，个体性是这种相对性的唯一特征。而在相对性的这两个方向源中所流淌出来的溶液则总是凝结为千姿百态的人的不同存在状态。

成己”的历史过程总是首先表现为个体本质的挺立。“个体本质的挺立”有三个方面的内在规定性：

一是规定个体指向的是人；

二是指出本质必是有意义的；

三是指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深化的动态的历史过程。意义变化的通常例子，往往同个体的人紧紧相联系。

中国的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为己”、“成己”强调的是非功利，倡导个人修养的提升（“六艺”之中，音乐教养是其应有之义）。对于“成己”，儒家固然有其约定之规范，但今人、外（国）人当有其多样性之解读。

难怪肖斯塔科维奇不无感触地叹道：“音乐使人从内心感到透彻，音乐也是人的最后希望和最终避难所。”